一是对华认知更具严峻性。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是“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本人强调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竞争对手”，宣扬与中国展开“极端竞争”，并鼓动其欧洲盟友与美国一道对华进行“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频频使用“威胁”这一表述界定中国。
二是对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国。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原则是利益导向，对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展开贸易战。而拜登政府公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称“中国是唯一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拜登政府试图重建被特朗普破坏了的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强化与盟友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针对中国。
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有一些新的突出特点。
一是更加重视科技竞争。中美人口规模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的赶超，为此，拜登政府更多地将对华战略竞争聚焦于科技领域，试图以技术迭代的质量优势抵消中国的数量优势，延缓中国的赶超节奏，提前布局减弱中国经济总量赶超后的实际影响。
二是更加强调意识形态手段。拜登政府倾向于更加重视中国给美国带来的意识形态“威胁”，加大渲染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论调。拜登称，中国认为“美国民主赢不了21世纪”，美国现在要做的，就是证明民主是有效的。为此，美国大搞对华意识形态施压，显著提升人权和民主价值观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在涉疆、涉港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抹黑，举办所谓“民主峰会”，外交抵制“冬奥会”，企图通过强化所谓自由民主的“道义权威”赢得对华竞争优势。
三是对华战略竞争更具体系化特征。
首先是更加重视以立法规范助推对华竞争。拜登政府更加注重通过立法来规范、管理对华战略竞争各领域的活动。拜登就任后不久，行政当局与国会密切配合，试图以一部全面的、系统的法案统领对华战略竞争，使对华战略竞争各领域的政策有法可依，促进对华政策法制化、制度化。
其次，拜登政府上台后更加重视盟友体系的“倍增器”作用。美国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在推进“印太战略”中的支柱作用，推动北约、欧盟加大对印太事务的介入，组建 AUKUS，推动所谓“价值观同盟”，搞所谓“T12” 防止核心技术从“第三方”转移至中国，以所谓“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3W）对冲“一带一路”倡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