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7月15日文章】题：地方债务问题凸显中国经济模式的薄弱环节（作者该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林和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显然未能控制地方政府轻率的举债行为，这令人严重质疑中国一揽子刺激计划的效力和其吹嘘的经济模式的活力。中国审计署上个月宣布，地方政府积欠的债务总额达到了10.72万亿元人民币。独立信贷机构估计实际数字大约为14万亿元，这相当于中国GDP的35%。这些可怕的债务表明这架机器可能正在失去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启动改革时代的33年后，中国仍在依靠国家投资这种老式手段来提高GDP增速。最近的数据似乎表明，中国政府致力于将消费开支和技术创新作为新的增长引擎——2011年至2015年“十二五”规划的主旨——的努力将面临难以应付的挑战。
北京无法迫使地方干部听命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对于北京依靠国家出资的项目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全盘政策，这些“诸侯”是按自己的方式来执行的。2008年底，为了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维持高水平增长，中国政府公布了价值4万亿元——其中约50%由地方政府出资——的一揽子方案。这笔庞大的资金投入，绝大部分进入了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地产及相关领域。地方官员尤其热衷于房地产相关领域，因为卖地收入和房地产交易税等收入至少占地方收入的一半。而直到去年泡沫比例过大时，国务院才开始采取严厉措施遏制过度建设和投机。
为了调整经济结构，今年早些时候出台“十二五”规划时，国务院将年增长率下调至7%。但各省和各大城市却对此不理不睬，许多省市还高调宣布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将本地的GDP翻一番。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说，地方干部确信，超乎寻常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在统治集团中平步青云的一张门票。胡星斗说：“他们不在乎欠下巨额债务，因为还钱是他们的继任者——如果不是中央政府的话——的责任。”
一个让官员们对房地产相关行业趋之若鹜的更强大的刺激因素则是私人收入。今年因非法土地或房地产交易而被判死刑或死缓的地方 “诸侯”包括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和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中央级干部也参与了此事，从而使北京遏制过度热情的投资活动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上个月，原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在因涉嫌受贿和相关违规行为而接受调查后被开除党籍。（下转第15版
上接第14版）此外，由于北京将维护稳定视为重中之重，这些“诸侯”称，叫停房地产建设和相关项目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社会经济影响。正如诺丁汉大学汉学家宋丽娜指出，“对较贫困的地区而言，大幅削减地方公共投资意味着工作岗位减少，贫困加剧”。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唯一的战略似乎是强调以下原则，即干部要晋升，其才和德都必须合格，尤其是德。长期以来，“德”一直是听从命令的代名词。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过度依赖国家支出作为增长手段，这意味着“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鼓励国内消费和技术创新——会受影响。尽管国家出台了一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一系列刺激措施，但消费开支依然不温不火。
北京在国家投入上投以重注的发展战略还损害了中国一度充满生气的私营部门。抗击全球金融危机的政府资金最终大部分流入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即便在信贷紧缩期之前，私营公司最多也只能获得国有银行发放的贷款的三分之一。自春季以来，即便连适应性最强的私营企业也开始感到拮据。温州官员曾指出，地方公司必须支付约60%的利率才能从地下资本家处拿到贷款。私营部门的倒退削弱了中国加强技术和管理创新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十二五”规划的关键目标。尽管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似乎正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进展，但其高科技优势与俄罗斯（苏联）类似：过去十年中绝大多数激动人心的成果都来自军方或国家的实验室和工厂。然而全球经验表明，面向消费市场的富于想象力的、便于用户使用的产品通常来自不受国家命令阻碍的私营公司。在这个十年剩下的时间里，非国营部门最近遭遇的挫折对中国的整体创新动力而言或许是不祥之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