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8月22日文章，原题：豪饮在中国兴起 彼得·迟知道他必须少喝酒。喝尽兴时也没有多少快乐，而最糟时就是因喝假酒住院和喝到烂醉。“没人喜欢狂饮，但身不由己，”他抱怨道。
尽管一周要豪饮4次，来自辽宁省的迟并非酒鬼。然而，作为一个有声望的中学校长，40多岁的他感到除了“放纵自己”别无选择，不然饭碗不保。在西方，暴饮让人想到那些午夜从酒吧和俱乐部出来的年轻男女。但在中国，纵酒者已经过了那个年龄，喝酒不仅仅是为高兴，而且是职业所需。
“喝不一定能升职，但不喝升职就希望渺茫。所以必须喝，即使一点兴趣都没有。”迟解释说，“人们都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实在，想和别人交朋友。老板让下属喝酒非常正常。”实际上，一些招聘广告明确要求应聘者能喝酒。“酒量好的优先考虑。”正在应聘一家公司业务经理职位的人说。招聘方称，这个职位主要是通过和客户建立密切联系来开展业务。喝酒占工作很大一部分。
在西方，喝酒肯定也能让生意好做，但人们通常只喝一两杯。在中国，情况大不一样：开始便拒绝比开喝后停下来容易得多。喝酒培养和巩固关系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古语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这并不是说狂饮一直是标准：上世纪80年代，一项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得出结论：暴饮随着历史的发展时而受宠，时而失宠。
过去几十年，在个人自由和收入增加的推动下，酒消费猛增。“过量饮酒、频繁饮酒以及暴饮在中国酒桌上占据上风。”《上瘾》杂志上月一期刊登的一项研究称。但暴饮还没有在中国导致诸多反社会的行为。因此，主要问题是喝酒者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比如健康问题。
在更国际性和高知的圈子里，酗酒是无能的表现。这或许说明过度饮酒会再次失宠。据传，人们越来越出于健康原因拒绝饮酒，或者用矿泉水偷偷稀释自己杯里的白酒。但这些变化对中国的被动饮酒者来说还不够快。“健康是个大问题。即使现在没什么问题，但如果继续这样喝下去，三四十岁时肯定会出问题。”年轻商人布鲁斯·王说，“我经常喝醉，不可能感觉好。”
中国酒桌社交雷倒世界 敬酒名堂复杂深奥
“在中国，有一件事能让两个陌生人很快成为朋友，那就是喝酒。”听到英国着名音乐经纪人西蒙？纳贝尔发出这番感叹时，《环球时报》记者有一点意外———一个“老外”竟如此明白中国“人情世故”里的门道。纳贝尔曾将英国摇滚乐队“威猛”引入中国，他回忆起３０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时说，第一次到北京，他不知道该跟哪个部门讨论演出问题，于是就给每个部门打电话，约官员吃饭。最后他联系到了一位分管煤炭的部长助理，两人把酒寒暄后，这位“不对口”的官员把他介绍给相关部门负责人，终于促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支西方乐队来华演出。纳贝尔说：“在中国，酒是非常有效的沟通方式。”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了解了中国从北到南，从商场到官场的“酒桌社交”，甚至明白了汉语语境下“关系”一词的含义。但他们除了依旧不能适应中国的酒桌文化外，还认为这背后隐藏着制度、体制问题。英国《金融时报》形容说，在中国，“关系”是一个迷宫般的网络，外人很难窥得其中的奥秘，维护这个迷宫需要昂贵的成本，而酒是其中一项。
中国人一年“喝掉”300亿公斤粮食
《环球时报》记者居住的日本小城伊丹是中国广东某市的友好城市，双方人员往来密切。市长藤原提起中国的酒桌文化是又赞叹，又苦恼，“中国真是文明古国，喝酒居然有那么多名堂。”第一次访华，藤原出发前特意把中国的祝酒辞研究了一遍，不料在酒桌上却一句话也没用上。中方没说任何祝酒辞，只是客气地端上一个大盘子，上面有几十个小酒盅，里面的酒五颜六色。主人解释说，这叫“航空母舰”，每个酒盅里都是当地一种名酒———“请随意”。这位日本市长盛情难却，结果没喝到一半就壮烈退场了。第二次访华，他又接到一大杯啤酒，里面扣着一个小酒盅。主人把小酒盅拿开，啤酒里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液体球———原来小酒盅里扣的是白酒，主人说，这叫“潜水艇”———“请随意”。藤原一饮而尽，然后便人事不知。藤原说，他一直无法适应中国人的劝酒方式，因此一到中国赴宴就两股战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