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二战终结后，世界各国的政客就联合国总部的安置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一座城市脱颖而出，它无疑具备成为“世界中心”（当然是非正式的）的潜质。这之后，纽约（如上图）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当时，它还是世界最富有、成功的经济体中最大、最富影响力的大都市。
关于如何优化城市的思潮丰满于斯。它就像一块文化磁石，孕育出了摩天大楼、抽象表现主义、bebop和爵士乐等。
作家琼迪·戴恩（JoanDidion）这样描述她1954年抵达纽约时的感受：“时值夏日，我在当年的老爱德怀德站步下乘坐的DC-7，穿着一件当时萨克拉门托尚很时兴的新裙子…温润的空气中裹挟着的霉味，及我所接触过的关于纽约的一切：看过的电影、听过的歌曲和读过的故事形成的直觉告诉我，我的生活将会在此改写。”
60年后，冷战结束；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挑战；联合国也需要一次新的选择。这些年间，不断有将联合国大厦迁往别处的提案，比较近的是2001年俄罗斯提出将之迁往圣彼得堡，2007年，加拿大提议其迁往蒙特利尔，2008年和2010年，新加坡和迪拜两个城邦国也先后提案迁往其首都。
有鉴于此，联合国大厦之迁址似乎可以想见。那么我们随之提出的这个问题似乎也就不那么牵强了：纽约之后，世界之都（依然非官方）在哪里？
若全球巨头们将以1946年的标准选择全球最大的城市，那么他们该会指定东京，它在联合国总部落户纽约后不久就超越了纽约，现在更是拥有3千万的人口。不过，规模毕竟不是全部。影响力，经济关联度，文化，教育——这些指标统统作数。
纵观历史，那些世界级大城市的凸显并不单单因为指标，它们自身也是国际帝国的首都。这一点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第一座人口达百万的城市），5世纪时的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7世纪时唐朝的都城长安（现在的西安），10世纪时的巴格达，15世纪末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和19世纪时的伦敦（第一座人口达到500万的城市）身上都得到印证。
虽然东京也很大，但它不同于以上提及的这些城市。它的国际化程度不够，且与规模相近的城市相比，它的外国居民数量也少些。
实力很重要，但世界最强大的两国的首都——今时今日最接近帝国都城的两座城市——也与多数世界级大城市不同。只要执政党仍然张持铁幕，北京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座国际化都市。在纽约和伦敦，介乎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间的居民生于国外。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不足百分之一。若然没有外来人，国际化何从谈起。
在这一层面上，同为候选的华盛顿更为贴合。其所容纳的心怀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的数量居世界第一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家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机构——就在此地。华盛顿在自处时也很严肃，诚然理当如此：在19世纪的伦敦做出的决议比在世界其他地区做出的更有影响力。
具备一定影响力的城市有能力发起和止息战争，同样也可维系或作践经济。一座举足轻重的城市远比单纯的政治权威或多个智囊团的组合要复杂得多。除却对于美国的权威地位，华盛顿——正如约翰。F.肯尼迪所说，一座拥有“北部风情和南方效率”的城市——在其他方面的作用正在慢慢消逝。
它虽是座世界级的城市，却不是个大都会；它使人敬畏却不可复制；它有着政治上的影响力，却不足以起带头作用。
1957年，也就是联合国迁至曼哈顿东区第42街后的第五年，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正于几街区之隔的时代广场为其着作《在路上》（OntheRoad）收尾。在结束一次环美旅行回来时，他发现自己置身交通高峰期的时代广场，目睹“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疯狂，骚乱的喧嚣，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养家糊口忙碌奔波，做着疯狂的梦———掠夺、占有、失去、叹息、死亡”（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