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中国“汉奸”的复杂性

[参考消息,英媒：中国“汉奸”的复杂性"]：

　　废弃了30年之后，一夜之间，“汉奸”这个带有强烈政治含义的词语，突然间重新回到了中国人的语境之中，在网络中被广泛使用。虽然各级官方媒体都尽量避免跳入这一明显带着危险倾向的语言漩涡，但是在社会各个层面之间流转之广，却是官方媒体集体噤声所无法掩盖的事实。

　　对中国的政治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汉奸”上一次被普遍使用，是全国处在泛政治癫狂状态之中的文革。所有与对方政治意见不合的人，都可能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大帽子，其范围波及之广，几乎人人自危。然而此次之使用，范围却要狭窄得多，其矛头专指广州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的几份报刊，包括《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南方人物周刊》等。使用者乃是中国目前人数不多，但在公共场合中相当活跃的左派人士。其代表人物是北大教授孔庆东、电视节目主持人司马南等，以及一些网络传播机构，如乌有之乡、第一视频等等。

　　作为一名曾经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任职的人，我倒无意参与这场乱战。我说乱战的意思，指的是那些左派人士其实毫无此类路线斗争的理据和路径。政治斗争无非街头斗争、法律斗争与理论斗争，而此次左派所挑起的事端，根本就是在一个极低层次上的情绪宣泄。一方斗志昂扬，一方却冷眼旁观，高下早判，疏无可观。

　　然而我却因“汉奸”这个词语的重新活跃，颇生发出一些感触来。这是一个极具汉语特色的词汇。我的语言学基础很弱，所以不知道是否在其它语言中有类似的表达，但是在我较为熟悉的英文中，似乎并无对应的词语，例如“英奸”或“美奸”。

　　案头放着刚从朋友手上拿来的《胡兰成？天地之始》，是台湾一位研究者薛仁明先生的评述作品。胡兰成先生曾于1990年代在大陆火过一阵子，主要因着其着作《今生今世》。写作的题材是胡先生与中国最着名的女作家张爱玲的爱恨情仇，不仅文学研究、爱好者如获至宝，即便普罗大众亦当作一段八卦奇情来看。更加上后来林青霞秦汉主演的大卖座电影《滚滚红尘》，亦以二人的爱情故事做原型，深入人心。

　　胡先生在大陆，遂成为一个八卦人物，虽然扭曲，倒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若是胡先生另外一个身份广为公众关注，那么今日对其评价，恐怕已经不堪入目。事实上，按照政治标准，他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抗日战争期间，1939至1943年间，胡在汪精卫南京政府位高权重，曾官至宣传部政务次长及汪精卫机要秘书。

　　在《今生今世》之后，胡先生的书也陆续在大陆书市中出现，我所读过的，包括了《山河岁月》、《中国文学史话》以及《禅是一枝花》。但是其后再往下寻找，再无新发现。大约胡先生身份毕竟敏感，其它书籍，或多少涉及政治，已然不便出版了罢，以至于其晚年所着作品，大陆市场全然萧瑟。

　　我自己完整阅读胡兰成，第一本其实是《中国文学史话》，端地以为不过是一本文学史籍。可是读下来真是大惊失色。胡的格局太大，说是文学，其实乃是中国文史哲的大融化。再到后来的几本，基本都是如此格局，每每都是对中国数千年文化的心路梳理，而绝非一时一事的呻吟耽溺。尤其《山河岁月》一书，更几乎是对包括西方、日本、印度与中国文明的比较哲学。其理路之独特，视野之驰骋，用心之浩荡，即便在群星闪耀的民初诸贤之中，也不多见。以至于薛仁明在书中引用新儒学大师唐君毅自称“非我所及也”。

　　胡兰成的着作，又与中国几乎所有那个时代中谈哲论理的人不同。其遣词造句匪夷所思，既无儒学诸人文言文的晦涩艰深，又无西学诸人的平易口语，却多是在吃透了中国文化之后的一种独特创建，读起来温润平和，却字字着色。“惟见日月静好，山川回环”，一句所道，不惟山水，更是中国人心中山川的心理颜色。张爱玲的文风，实受胡兰成的极大影响。二人虽然后来反目成仇，但这对曾经的夫妻，在中国语文上的贡献，至少是难分轩轾的。于我看来，胡更是中国现代字写得最好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