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暂且抛却这些主观的判断来说,胡兰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如何来对待他被扣的“汉奸”帽子?虽然在台湾,胡兰成早就已经“出土”(作品可以出版),但仍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谈论的人。若是忽略了他的政治经历来谈他对于文化的贡献,似乎便是道德有亏了。至少在陆台两地,在对待汪精卫政权的“汉奸”定义上是无差的。然而奇异的是,胡先生半世逃亡,一生着述,从未于其政治生涯有悔疚之意。而事实上,他也曾经坐过汪精卫的牢房。

  我读胡兰成,常被他为中国政制与哲学的苦心孤诣所触动。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的批评,他几乎带有先知的色彩。在政治见解中,他恐怕是较早地考虑如何在中国的独特文化背景中,进行西方式融合的人。如此殚精竭虑思考中国未来,如何一时便叛了国呢?

  当然,我无法对胡先生的政治行为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因为我所能接触和阅读的关于他的资料实在有限。

  中国人在判断一个人的操行的时候,往往是黑白分明不容质疑的,尤其在民族大义、政治臧否方面,更加容不得灰色地带。似乎如此一来,便是于国于民有亏了。于是,一旦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那便是提不得说不得谈不得,更何况论了。众口一词人人喊打。对于胡兰成的上司汪精卫,中国各类史料,何曾有一字正面?

  可是所有国族的历史,其构成都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于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在政治人物上,中国历史,无论正史野史,鲜有不义正词严爱憎分明者,似乎历史惟有一种面相。而越是如此,越是成王败寇,斧钺删削,家国真相,遂成模糊难辨。

  我在美国游学时,常被美国书写南北战争的情形所震惊。按理北方取胜,而消灭黑奴制度,更是历史证明无限正确的事情,但是对于南方同情,对于林肯战时违法的批评,隔断时间便甚嚣尘上,各方辩论沸反盈天,断无王寇之分。于民众而言,这才是认识历史的人间正道。人性原本是复杂的,人类所追求的,无非是在历史的尘埃与纷扰之中,寻找更加和平、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任何一种思维与行为的模式,都可资借鉴与探讨,若扣上帽子打入冷宫,不得再与讨论,那么人类如何能从以往的故事中寻找今天的路径?

  “汉奸”一词,执意将历史上的种种复杂性、多面性与情境性一概抹杀,只留下一个粗暴无理的道德判断,从而抛弃了探索当时环境之中的思想、行为与模式的可能性,把国族的认识能力,也推进了简化愚昧的泥潭之中。

  我并非意图为胡兰成、汪精卫、袁世凯、林彪等这些被污化的群像平反。因为按照中国人的历史认识逻辑,这样的平反往往又是矫枉过正。我所期望的,无非是对于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客观和充分的描述,至于判断,见仁见智。

  污化自己民族的历史与人物,不过因为这个民族缺乏对于自己的信心,以至于连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也没有。何时当任何一个人物都可以被自由讨论与臧否之时,那么这个民族方才是对于自我、对于历史、对于世界勇于担当,富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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