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里将一直是一个少数特权群体。但事实却是，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往往最终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对社会主义构成挑战。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思想家们就一直认为稳定的民主依赖于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存在。当大多数发达国家成功建立起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后，马克思主义的呼声就弱了下去。左翼激进主义只有在世界上那些极不平等的地区才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拉丁美洲、尼泊尔和印度东部的贫穷地区。
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指出，全球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在上世纪70年代从南欧兴起，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的衰落标志着这次浪潮的结束，这次浪潮使全球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的数量从1970年的45个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120个。
中国模式构成唯一挑战
当今世界对于自由民主主义的合理性———至少在原则上———存在一种广泛共识。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话说：“当民主主义尚未被普遍实践，甚至尚未被普遍接受时，在世界舆论的大气候中，民主管理却已经被视为一种大体正确的管理方式。”
有些国家，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反对自由民主主义、支持某种形式的伊斯兰神权统治。然而，这些政权只是在走一条没走到头的死胡同，它们之所以还存在只是因为它们现在还坐在大片的油田上。大批阿拉伯国家躲过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但“阿拉伯之春”已经证明，阿拉伯民众也能像曾经的东欧和拉美民众一样被调动起来，反对独裁统治。
当今世界对自由民主主义最严重的、也是唯一的挑战来自中国。中国领导人成功领导了从中央集权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向有活力的开放式经济转变的浩大工程，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能力———坦白地说，比最近的美国领导人在处理宏观经济政策时的表现好得多。很多人现在十分羡慕中国的体制，不仅因为它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更因为与过去几年里美国和欧洲同时患上令人痛苦的政策瘫痪症相比，中国的体制能够迅速作出重大而复杂的决定。特别是自从最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人自己开始鼓吹“中国模式”，认为它能够取代自由民主主义。
然而，除了在东亚，这种模式不太可能在其他地区真正取代自由民主主义。首先，这种模式具有文化特性：中国政府建立在以精英政治选拔、公务员考试、对教育的高度强调和对专家政治政权的服从为特点的悠久传统之上。几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效仿这种模式；那些能够做到的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至少在早些时候)，本身已经在中国文化圈里了。中国人自己对本国模式能否输出也表示怀疑；所谓北京共识是西方的发明，而不是中国的。
这种模式是否持久也是一个问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或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都不会永远源源不断地产生好的结果，中国政府的高效决策背后埋藏着定时炸弹。
最后，中国未来将面临严重的道德弱点。因占地、污染环境或贪污腐败问题引发的抗议活动时有发生。当这个国家正在迅速发展时，这些问题可以被发展所掩盖。但飞速增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政府将不得不为积怨付出代价。
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萎缩
当今世界的经济增长、社会变革和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盛行，这三者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目前还没有一种看似有道理的意识形态对手出现。但如果某些十分棘手的经济和社会潮流继续发展下去，现代自由民主主义国家的稳定将受到威胁，民主主义思想将被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