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曾十分肯定地指出：“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因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然而，如果在技术发展和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发达国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成为中产阶级，情况又会如何呢？
很多迹象已经表明，这样的发展阶段已经开始了。美国人的实际中等收入水平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没有再提高过。美国人如今可以买到便宜的手机和衣服，但他们越来越承担不起买房、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的费用。
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和经济学家泰勒·考恩注意到另外一个可能带来麻烦的现象，最有才能的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成员从最近的技术创新浪潮中获得比他人更多的利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的财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到了2007年，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3.5%。
贸易和税收政策可能鼓励了这一趋势的发展，但罪魁祸首却是技术。在工业化早期———纺织品、煤、钢铁和内燃机时代———技术革命的成果通常以促进就业的方式让社会其他成员受益。但这并非一条自然法则。我们今天生活在学者肖莎娜·祖博夫所说的“智能机器时代”，在这个时代，技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地取代了人类的作用。硅谷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很可能都意味着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低技术含量工作被取代，这一趋势在短时间里还不会结束。
导致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收入缩水的另一个因素是全球化。随着交通和通讯成本的降低以及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年轻劳动力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过去发达国家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如今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更廉价的劳动力去完成。在一种以总收入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经济模式下，这些工作必然会被外包出去。
探寻未来的意识形态
金融危机爆发后，最令人困惑的全球现象之一是，迄今为止，人民党主义的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说是右翼而不是左翼的。
以美国为例，尽管茶党在口头上反对精英，但它的成员投票支持的保守派政治人士恰恰是那些为他们最瞧不起的金融家和企业精英利益服务的人。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很多。例如，人们对机会均等(而不是结果均等)的深信不疑，文化问题(如流产和持有枪支的权利)与经济问题相互影响等等。
但基础广泛的人民党主义左翼思想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更深层原因是学术上的。数十年来，没有一位左翼人士能清楚地对发达国家经济变革时期的社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也没有一个人能拿出一套保护中产阶级社会的可行方案。
坦白地说，过去几十年里左翼思想的主要思潮无论从思想框架还是从动员手段上看都一蹋糊涂。马克思主义多年前就已失去生命力，少数尚在人世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也都到了进养老院的年纪。学术上的左翼人士用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和许许多多其他的学术思潮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潮关注得更多的是文化而不是经济。
不管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支撑，左翼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可靠性。过去几十年间，主流左翼倡导的是以国家提供养老、医疗和教育等大量服务为核心的社会民主主义计划。这种模式如今已经走到了尽头，福利国家变得庞大、官僚和僵化。因此，现在的社会民主党派上台后，他们不再热切盼望为几十年前建立起的福利国家做更多的事，只想当个普通的守门人；他们也拿不出什么新的激动人心的计划来感召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