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新冠疫情的蔓延，医护人员们艰难的抗疫之路受到关注。26岁的意大利裔住院实习医生萝塞拉（化名）从3月23日开始，在巴黎一家负责接收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医院工作。本网已于3月30日登载她写下的3篇“抗疫日记”，记录了她在这场“战争”中的真实感受。现继续刊发她最新写的两篇“抗疫日记”，内容如下：
日记四:“这种侮辱，我无法承受”（法国《快报》周刊网站3月28日文章）
2020年3月27日，周五
周五，我上班迟到了一刻钟。我的科室主任朱尔当时正准备去查看病房。他并没有和我谈昨晚的死亡病例，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我应该准时上班。这并不是他苛责，而是“战争中”的医院就是这样。
我打开电脑，发现G先生昨晚去世了。12小时前我和他的妹妹还交谈过。她后来再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再也没听到她那忧伤的询问：“我哥哥，他会怎么样呢？”
中午，我已经完成了当天的巡查。我查询了两个今天新归我管的病人的资料，因为有一名住院实习医生同事感染了新冠病毒；我们两个诊室只有三个住院实习医生，病人要重新分配。
到了下午就忙乱套了。我尽可能快地来回跑，这都不够。患者们病情恶化了，我得在他们心脏停跳前介入，否则他们就可能失去生命。早晨病情还不错的T先生呼吸困难，他不断呕吐，需要静脉注射、抽血和上氧气。两名晚期患者开始出现疼痛，需要给他们注射药物来止疼。每次出入病房、穿过走廊以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都要洗手、换衣服，但是没有足够的防护服，总之就是一片混乱。
在这种忙乱中，我还要写周末交接班医嘱，并且照顾两个新接手的病人：其中一个身体极度虚弱但意识清醒且很害怕；另一个是位年长的女性，伴有双极性症状并且很难回答医生的询问。要立即监控他们的血液循环和呼吸机能，以便在夜里尽可能早地采取必要措施。
我把在走廊里的女病人背进了病房。我检查其体征并完成了临床检查。她的情况显然不太好，但是病情还算稳定。我在检查记录上写下结果，并且尝试着在数据库中寻找其信息。我找到的信息不全，但是我联系上了她以前的主治医生。后者向我简述了她的病情：这位女士是从一家精神病医院出来的。我还有一个今天的情况报告没找到：它不是用电脑打的，而是写在纸上的。我准备去找一下补齐今天的材料，正好碰到了朱尔。
朱尔对我大发脾气，根本不让我解释，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他只看到了资料有所欠缺，显然认为我是个粗心的人。“18时还拿不到一个病人的全面资料，这是无法接受的！”这种侮辱，在这种情景和心情下，我无法承受。那位女病人是17时45分到医院的，她的情况当时不太好。因此，在大致知道其情况后，首先需要确保她不受刺激、进行临床检查、查阅急诊医生的医嘱。我不可能同时把一切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