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菲社盛赞志愿者大军帮助武汉屹立不倒。对此美国《时代》周刊也表示认同。《时代》周刊解释道，志愿者们汇成了一支非正式的市民力量，来照顾负担过重的政府无法满足的紧急需求。
“他们的行为是个人行为，比如一名年轻女子给环卫工人发口罩，一位母亲租用一架直升机来运送物资。各种网络被调动起来，比如通过社交媒体建立的为夜以继日工作的医护人员采购和递送卫生用品的网络……”一位要求不具名的32岁女性对美媒说：“我没想太多。我只是认为这是我需要做的事情。”
除此之外，埃菲社还注意到一些“最显眼的志愿者”：戴着红袖章并负责在小区和建筑物出入口进行防控和安保的人员。
“我是一名党员。”一位在住宅区入口处工作的志愿者自豪地说。
“我相信这里，我们将留在这里”
因“封城”而留守武汉的，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华工作生活的外国人。
法国全科医生菲利普·克莱因在疫情发生后没有离开武汉。他主动提出将诊所房间提供给政府使用，而他自己则争分夺秒，为病人提供上门服务。
智利《第三版时报》网站报道称，这位医生开着自己的车行驶在武汉的街道上，他不担心自己会被传染。克莱因说：“我们是科学家，如果自己都感到害怕，我们将无法帮助患者。”
另一名科学家蒂莫·巴尔茨教授不是医生。他在武汉大学任教，专业领域是雷达遥感。在“封城”的第一周，德国《西塞罗》月刊网站编辑电话采访了蒂莫·巴尔茨。
“在紧急情况下，您会感到安全吗？”蒂莫·巴尔茨回答道：中国有抗击“非典”的经验，武汉设有大型研究中心。这里有专业知识。我相信这里的系统，即使患者数量之多令人生畏。但中国有能力。
他还向《西塞罗》月刊网站介绍道，当地政府努力做到尽可能开放。“手机也能接收到信息。还有针对外国人的电话号码，可以用英语询问情况。也有24小时热线电话……”
一些留在武汉的外国留学生成为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新华社）
在某种程度上，克莱因与巴尔茨或许是最早一批向外界讲述武汉真实状态的外国人。克莱因对中国人民在逆境中爆发的力量感到钦佩。他对智利《第三版时报》网站说，“中国人在抗击这场疫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纪律和团结。试想一下，一个欧洲国家是否有勇气采取如此严格的隔离措施。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做到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疫情。如何应对未来的危机，我们应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