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舆论战折射出中国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西式制度霸权旁落的集体忧虑症。据此也可预见，即使疫情结束之后，对华舆论战的势头并不会有所减弱。中国必须“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如果说“9·11”的意外事件客观上为我们带来数年战略机遇期，2008年金融危机也为中美带来合作契机乃至引领当时一些至关重要的全球性合作，那么今天G2的海市蜃楼已消散，面对前所未有的百年大变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需要更积极主动去争取，必要时斗争需要加强。
一段时间以来，面对美国频频挑起的舆论战，中国更多是被动的应激式反应。这既是由于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的局面尚未彻底改变，也是由于中国向来立足于中美关系的大局，希望奉劝美方“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不愿意跟美国“撕破脸”。但如今，我们或许需要打破思维上的窠臼，需要向一贯擅长舆论战的对手学习如何主动设置议题。我们可以向美方提问，要求美方来回答一些问题：
美国政府白白浪费了两个月时间，责任如何承担由谁承担？美国纽约雷曼兄弟破产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是否考虑过赔偿受到巨大连带伤害的其他国家呢？——事实上，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些专业机构和有识之士已经在质问美国政客的。
中国还可以联手世卫等专业组织、联合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或一些发展中国家发问：
为什么在疫情初期美国拒绝向世卫组织通报国内疫情情况？在全球新冠患者从数十万到200万的突破级增长关键当口，悍然宣布对世卫“断供”，美国究竟意欲何为？世卫和其他国家是不是有充分理由对美国追责和要求索赔？为什么在疫情期间仍然实施制裁？道义合法性何在，人道主义何在？
可以肯定，对中国抗疫的认可和赞许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关切下，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斗争求团结，始终是我们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法宝。
毋庸置疑， “美国优先”的霸凌行径只会导致失道寡助的命运，美国的对华舆论战也终将遭遇“小小寰球、有几只苍蝇碰壁”的下场。（文/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