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不会很重视（实验室泄漏说），理由是在这种病毒被发现并送到实验室之前，没有出现任何议论。否则的话，科学界倾向于议论纷纷。如果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新型病毒被发现在自然界中流传，并被送进了实验室，人们对此会有议论。回过头来看，当时并没有任何关于新病毒发现的议论。”
卡罗尔相信，以他目前担任全球病毒组项目负责人的身份，他本该会对这种事情有所耳闻的，因为他保持高度警觉，并且始终活跃在这个圈子里。
另外，在实验室泄漏说引起媒体更多关注的同时，我们获悉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也一直在评估这种可能性。
4月14日，我们获得了一个窗口，可以窥视这些关于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出还是在自然界中传入人类体内的调查迄今为止发现了什么。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在五角大楼对记者们说：“各种媒体、博客之类的网站上有很多谣言和揣测。我现在只想说，这还没有定论，不过有分量的证据似乎表明了自然的（来源）。但我们无法肯定。”
参谋长联席会议军医官保罗·弗里德里克斯准将也说过，认为病毒是源于实验室的生物武器实验的说法“一点也不可信”。
此外，《纽约时报》在4月11日对美国政府应对冠状病毒失败的全方位回顾报道中称，在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马修·波廷杰）要求寻找实验室泄漏的证据后，情报官员们无法找到这样的证据。
面对关于所谓“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病毒”的假说，其他曾与该研究所合作过的科学家们都对其标准和规程予以高度赞扬。
波士顿大学国家新发传染病实验所副主任、医学和国际卫生学教授杰拉尔德·科伊施也不相信该实验室会出事故。
他说：“据我所知，武汉实验室的安全安保系统及规程是最先进的，而且因为（美国的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曾帮助训练了那里的许多研究人员，并且双方有协作，我敢肯定他们是很专业的。这使得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很小。会发生事故吗？在我看来，不会。”
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弄清这种病毒是何时进入人类体内的。但是，把注意力过度集中在站不住脚的实验室泄漏说最终可能是危险的。
由于不存在支持实验室泄漏说的确凿证据，达萨克说他担心这可能成为带来严重后果的别有用心的扰乱。
他说：“有一帮人不愿相信这是一起自然的不幸事件。而真正糟糕的是，如果我们不相信这点，我们就不会尝试阻断野生动物身上的其他病毒。相反，我们将把注意力放在实验室，把那些正试图立即研究疫苗来治愈我们的实验室统统关闭。我的意思是，这样做该多么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