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是环境。好的大战略必须考虑环境因素，并与其他方面结合起来。随着原子时代的到来，出现了一个对大战略具有重大影响的更现代的环境问题实例。最初，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另一种战争工具的想法主导了战略思维，尤其是认为可以通过巧妙地摧毁敌人的运载系统来打赢一场核战争的想法。这个想法被吹捧为能够挽救1亿人的生命。但是，即使挽救了1亿人的生命，也会有另外1亿人丧生。核战略家们根本没有对社会层面给予足够的关注。
今天，环境作为大战略的一个层面仍然被忽视。就目前的外交政策而言，美国对2016年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投弃权票的做法充分表明，狭隘的经济偏好仍然胜过了对地球命运的严重担忧。对短期经济成绩的重视也影响着国内政策，特别是能源部门的政策，因为能源部门的重点仍然是开采矿物燃料，而不是转向可再生能源的战略决策。尽管如此，从更长期来看，向可再生能源的重大转变将给美国经济的振兴带来美好的前景——这也将包括对社会和安全产生深远影响的可能。
我们关注的是我们所认为的美国大战略中的两大鸿沟，即社会和环境层面被排除在外。我们认为，这充分显示出经济利己主义是如何导致我们的国家——也许乃至全世界——陷入不可逆转的灾难的。
但我们还有另一个看法分享给大家：理想情况下，大战略的所有方面（军事、经济、治理、社会和环境）都必须协调一致，这样它们就会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融合在一起”。如果各个层面错配，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相互抵触或者过度依赖一个层面，会导致另一个层面受到损害，那么大战略很可能会失败，或至少变得低效得多。正如我们所说，这种不连贯将演变成一种“不那么宏大”的战略。
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在“9·11”事件后，美国威胁动武或使用武力已经主导了大战略。但值得一提的是，早先时候的失败，比如越战，可以归入过度关注军事层面而忽视外交、社会和环境层面的大战略政策范畴。这个问题其实早就存在了，在上世纪50年代，一些深思熟虑的观察家比如赖因霍尔德·尼布尔，对美国在制定冷战战略和政策时过度依赖军队表达了担忧。尽管核军备竞赛和与共产主义的对抗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但尼布尔认为，“更大的危险在于，我们将过度依赖军事力量而忽视其他一切能够带来团结、健康和力量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因素”。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