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不仅忽略了英国成为德国战略考量中一个变数的可能性，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伦敦对两国关系紧张负有责任。同样，华盛顿今天也几乎没有承认，美方对双边紧张关系负有责任，或者中方的行为是对美方政策的某种反应。
“克罗思想学派”排斥合作
基辛格在10年前《论中国》一书中对“克罗思想学派”作了纠正。他认为，“克罗思想学派”会“把中国的成功‘崛起’视为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世界的地位不相容”，把“任何形式的合作”视为“让中国有机会发展能力，最终酿成危机”。在基辛格看来，克罗“排除了”英德之间的“合作甚至互信”，因此实质上宣布“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间”。这在今天体现为普遍怀疑与中国接触是否有用、设想任何安抚努力都徒劳无功，以及拜登政府明确强调与北京竞争，而非合作。
但如同克罗对德国的评估一样，拒绝对中国采取迁就态度是基于对北京战略意图的似是而非的假设、对互惠外交潜在好处的草率否定，以及对自我实现的预言的疏忽。为了克服这些障碍，基辛格敦促“进行需要（华盛顿和北京）高层领导人持续关注的切实的共同努力，以形成真正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的意识”，并“使美国和中国成为一项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他还建议，双方领导人“需要扪心自问在《克罗备忘录》时代显然未曾正式提出过的问题：冲突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如果掌控着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体系的领导人知道世界到了尽头会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谁会不退缩”。在美中关系当前的恶性竞争中，丝毫看不出这种深谋远虑或远见卓识。
但即使在克罗时代，其分析中的缺陷和内在的危险也是可以认识到的。正如其他历史学家所指出的，在克罗撰写这份备忘录一个月后，刚刚退休的英国高级外交官托马斯·桑德森（1841年-1923年）提出了不同观点。桑德森发现克罗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德国视角的关键要素。他写道：“大英帝国（在其他国家看来）一定是在某个庞然大物的衬托下存在，这个庞然大物在全球肆意扩展，朝各个方向张牙舞爪。”这样的措辞或许适用于今天的美国。
需要确认双方共同利益
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今天北京的视角，以及华盛顿对中国的利益和全球影响力采取“纯粹的阻挠态度”所带来的风险。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争吵，但它的确寻求实现自己的财富、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安全最大化。华盛顿的一个关键任务不是假设这些“从根本上与美国的关键利益发生冲突”，而是确定美国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在哪些方面可以相容。
桑德森承认，德国是“一个紧张而锲而不舍的讨价还价者，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对手”。但他认为，“无论这种讨论可能多么令人厌烦，作为一条普遍规则，相比招致危机和意外反复发生的风险，让它立即听取忠告、坦率地表明你能在什么限度内接受它的观点”的做法会不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