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做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地区平衡者”，“帮助亚洲国家通过斡旋冲突来避免地区主导权的争夺，并抵消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力量不平衡”。这意味着鼓励更多多边进程的出现。但多边框架至少在启动阶段仍然需要安全和外部环境保障，需要美国充当后盾。故而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在亚洲问题上的卷入程度只会更深，这反过来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国内政治反馈。
萧墙之内：对外政策的国内镜像
和通常的印象不同，美国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无论即时程度还是剧烈性都要超过那些半民主或非民主国家。距离2014年国会中期选举还剩不到一年，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依旧被诟病为说大话、办小事，共和党极端派（茶党）却在2013年10月初的政府停摆闹剧中宣示了力量。若民主党未能赢得中选，成为“跛鸭”的奥巴马在任期最后两年将更多地受到来自国会的压力，“再平衡”的步骤及幅度也将随之发生变更。
停摆结束后一星期，与共和党保守派颇有渊源的战略情报公司Stratfor就在其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国父眼中的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文。该文从批驳宣称托马斯·杰斐逊首创美国孤立主义的流行观点切入，指出当欧亚大陆出现有能力封锁大洋或损害美国安全的威胁时，美国必须迎难而上、主动出击。透过该观点，可以看出共和党认为奥巴马的“再平衡”华而不实，它未能以切实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对亚洲盟国重申美国力量的可靠性，在给中国设定“红线”方面表态也不够直接。共和党的主张要明了得多：美国可以后退或让步，但底线必须事先亮出，此外再无讨价还价余地。这种路线的冲突系数明显升高，但对美国威望的可靠性会有一定加成。
某种程度上，国内政治分歧之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已经开始凸显。无论是政府停摆期间奥巴马对东亚两场峰会的缺席，还是五角大楼在叙利亚、伊朗问题上的逡巡不前，乃至拜登副总统对近期中日争端的徒劳喊话，折射出的都是一个焦虑而疲惫的任事者形象。或许真要待中选尘埃落定，战略调控的原则性纲要才能转化为可行的措施；然而彼时奥巴马也将进入8年任期最后的“看守”阶段，力不从心矣。
回看100多年前，英国从反思战略义务到打破光荣孤立花去5年时间，又花了10多年始织就针对德国的制约体系；美国要在避免大冲突的前提下完成战略收缩和再布局，难度只会更大，用时也难免更长。这种长期谋划与美国国内政治的定时换届相碰撞，加剧了复杂性和曲折性。而今只能确定，一家独大的年代已经过去，另一个“后维多利亚时代”正在孕育。（刘怡）
军事：美国从“帝国式过度扩张”急剧后退 出现后遗症(www.joowi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