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另一端，日本的研发强度超过3%，韩国超过4%。近几十年来，韩国在很多领域从名不见经传变成领先者，这正是他们超高强度研发投入带来的成果。近年来，中国研发强度也在提升，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年中国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是17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但跟日韩以及美德相对照，这样的提升速度还不够快。根据“十三五”规划，2020年预期要把研发强度提高到2.5%。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科研实力的现状，这个目标在不久的将来可以提高到与韩国相同的程度，超过4%。
在增加研发投入这个硬件的同时，科研体制的软件也需进一步改进。尤其不能急功近利，要有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精神。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最强大的力量，但科技的突破很难计划。科研是创造性的事业，越重大的科研成果越不可预测。
例如粒子物理学家在申请资金建造加速器的时候，总是要写很多预期成果。但事实上，重大成果往往不是按照申请书写的那样发现的，而是意料之外的产物。丁肇中获得诺贝尔奖的成就：发现J粒子，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这对科学家来说早已是个常识。只是为了拿到资助，不得不在申请书里按部就班地写一堆预期成果。其实，如果最终得到的成果就是申请书里写的那些，科学家会很失望，因为能预测出来的成果不会是大成果。而如果出现了申请书里没预料到的结果，这里可能埋藏着重大突破的曙光。
科研的成果不可预测，科研的用处更加不可预测。1900年普朗克提出量子力学，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这是20世纪的两大科学革命。直到现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仍然是人类的两大基础物理学理论。现代社会的所有技术成就，都离不开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但在提出之初，这两个理论却完全看不出任何用处，纯粹是科学家好奇心的产物。
到20世纪40年代，曼哈顿计划基于相对论造出了核武器。50年代，肖克利、巴丁和巴拉顿基于量子力学发明了晶体管，这是集成电路的基础元件。到了此时，基础理论的用处就一目了然了。如果一个国家这时才开始重视基础研究，还来得及吗？
因此，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如果不了解这些特点，把科学研究跟工厂流水线生产产品看作同类的事情，就会在心理预期、管理办法、考核标准等方面犯错误。
经常有朋友跟我说，知道科技创新最重要的道理，但只是担心中国现在转型是否来得及，是否能成功。对此我只想说，事在人为。最好的心态就是把科技本身作为目的，而不是把科技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正如这些格言所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功成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