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比如湖北十堰有一个区，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居民都不能离开家，食品都是送到家，还有一个西部城市没有发现一个病例，但依然处于一级防控，这种做法您觉得有必要吗？
曾光：我觉得这种成本的防控丢掉了一个东西。公共卫生防控从来都是讲成本效益的。你动员了多少物力、人力、财力，取得了多少效果。公共卫生从来讲经济学评价。现在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把流行病学调查丢了，早期的线索丢了，那等于打仗没有情报，到处乱开枪。
对湖北十堰为什么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不太清楚，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不做评议。不过，我建议湖北以外的地区应该采取精准措施。比如我觉得北京做得比较好，公布病例信息，公布到小区为止，到小区我建议公布到单元为止。不必盲目扩大，也不必张三李四的，不必要造成过多的恐慌，本小区的知道一下，本单元出门最好少坐电梯，当然也最好少出门。
所以我强调流行病学的重要性，流行病学的动态分析，要告诉社会。现在我觉得我们这方面做得少了些，我们公共卫生大夫的声音赶不上临床大夫的声音。临床医生是非常让我们钦佩的，他们是白衣天使，武汉现在是全球聚集白衣天使最密集的城市。他们是很可敬可爱的。
胡锡进：临床医生和流行病学专家，公众可能分不清二者的区别。
曾光：临床医生主要面向个体，怎么治好这个病人，流行病学家是面向群体的，这个疾病在社会上怎么运动，什么趋势，社会防控策略是什么。我们现在把武汉和湖北以外分成两个战场，这就是流行病学专家视角。流行病学家要告诉社会，现在和我们做斗争的不仅仅是冠状病毒肺炎，而是冠状病毒感染，这是我们的责任，包括潜伏期多长，每个病人隔离多长时间，包括整个疾病的自然史，这里面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
胡锡进：前些日子有流行病学专家说过“可防可控”，但后来发现没控住没防住，所以大家有些意见，您怎么看？
曾光：“可防可控”没有问题，不要检讨这个口号。所有传染病都可防可控，关键是没防好控好，要检讨为什么没防好没控好。所有我们现在做的都是在防控。
胡锡进：以北京、上海为例，这两个城市的人们什么时候能出去看电影吃饭？
曾光：室内活动，我觉得再推推，室外活动现在就可以。这个病毒主要是密闭空间的传播，去户外，去公园，去香山，都可以。空旷场合的传播概率极低，病毒在户外扩散得非常快，不到一定密度感染不了人。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确定气溶胶传播，SARS时期是确定气溶胶传播的，那时感染最严重的是人民医院，但人民医院附近的居民没有感染的，对面卫生部也没有感染的。因为它飘不了那么远。但后来为什么要建小汤山医院？建在35公里以外，人们心理上不紧张了。病毒传播，主要还是近距离、密切接触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