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泰晤士报》网站3日发表文章称，新冠病毒疫情或将引发一场新的政治辩论。文章编译如下：
1917年2月21日，二等兵哈里·昂德当在埃塔普勒的医院去世，成为又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过早逝去的年轻生命。然而，杀死他的不是子弹，而是疾病。昂德当可能是西班牙流感最早的受害者之一。
在西班牙流感大暴发100年后，凯瑟琳·阿诺德在记录这场恐怖瘟疫的著作《1918之疫》中写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害之一”，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在战斗中死亡的人数。
阿诺德说，仅在疫情暴发后的25周内，就有多达2500万人死亡。在美军死亡的10万人中，有4万人死于西班牙流感。这场瘟疫导致的死亡人数总计可能达到5000万，甚至1亿。
然而，人们讲述20世纪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斯大林、萧条和复苏、资本主义的进步和福利国家——的时候，几乎没有提及一个真正重大事件的起源及影响。
劳拉·斯平尼撰写了一部关于西班牙流感的著作《苍白的骑士》，副标题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如何改变世界”。她令人信服地记录了失去的生命，付出的经济代价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政治变革——在印度，数百万人的死亡引发了独立运动。
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一场如此严重的流感灾难几乎没有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没有改变政治议程。现在，这种情况会不会改变？或者至少公共卫生和疫情会不会在政治议程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新冠疫情影响公众意识
新冠疫情最终可能被证明是一个“9·11”时刻——几百年来被隐藏的历史和经历突然成为公众讨论和紧急公共决策的主题。
现在判断新冠病毒是不是比尔·盖茨所说的“我们一直担心的百年一遇的病原体”还为时过早。如果不是，那就意味着，很快会有别的事情发生。无论如何，它对公众意识的影响很可能成为带来巨变的因素。
正如“9·11”事件让人们看清了恐怖主义威胁及其漫长的历史，新冠疫情让人们意识到，我们面对疾病大流行时的脆弱性。正如“9·11”事件后的反恐措施推动了法律、战争、外交和争论一样，公共卫生领域也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况。
例如，支持国际合作还是维护国家利益，这个问题就会引发争论。对一些人来说，避免感染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传播者关上大门，在国内实现食品和药品自给自足，更加警惕旅行者和移民，不顾他人的处境而一味强调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公民。
在关于埃博拉危机的著作中，帕迪斯·萨贝提和拉腊·萨拉希提到了“疫情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分裂、秘密和勾心斗角的官僚政治妨碍了应对疫情的努力。两人指出，个人和国家在应对疫情时应负国际法律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