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著名温病学家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说，“然则何以知其为疫？盖脉证与盛行之年所患之症，纤悉相同，至于用药、取效，毫无差别”。即根据疫病发病特点，某一疫病皆有相同病因、相同症状，因此，治疗时“专病专方”就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早期新冠肺炎轻症、普通型患者人数庞大，病因基本相同，表现症状也相似，因此采用协定方通治，熬“大锅药”就可取效，大多数患者可通过协定方治愈。

对于少数使用协定方效果不明显的患者，以及一些病情较重的患者，我们重点关照，采用辨证论治，“一人一策”，“一人一方”，取得的疗效也较好。

当然，客观讲，外省市病人相对少，有条件使用“一人一方”的治疗方法，武汉有数万病人，“一人一方”比较有难度。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应如何发挥作用，以提升基层社区的卫生能力？中医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形成了怎样的模式，对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

张伯礼：中医药在此次疫情中的参与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四千余中医医务人员奔赴一线参与救治，组建了中医病区，确定了湖北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中医院等定点医院，紧急调集中医医疗队支援武汉，筹建了江夏方舱医院，使病患得到了系统规范的中医药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归纳为以下几点：对于隔离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给予中药汤剂，起到了分化人群、控制病情、抚慰情绪的作用；承包方舱医院，中医成主力军；重症辅助治疗，也能力挽狂澜；恢复期促康复，减少后遗症。

这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一是今后再有类似疫情出现，务必第一时间上中医药，中医药干预越早效果越好；二是中医成建制、“承包”定点医院是好方式，可以独立按中医药方法施治，很快总结出好的经验；三是应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体系之中，必须给中医明确的地位，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最后，更长远地讲，医疗、预防也应一体化，不能截然分开。我们应建立一支专业精湛的预防队伍，同时要让更多的医护人员懂预防。

《经济参考报》记者：您在刚到武汉接受采访时提到，正在武汉开展中医证候学调查。请问，这一调查对抗击疫情、对中医药/中西医结合治疗有何意义？现在有何阶段性成果可以公布？

张伯礼：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证候是处方用药的基础。国家版诊疗方案是在临床调查基础上制定的，这也是一个进步。不仅仅是凭经验，而是注重了临床证候学的观察研究，再结合专家经验进行综合分析。诊疗方案中医药治疗部分也将轻症、普通型、重症、危重症等各类病人进行了证候分型，并对不同证型给出了推荐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