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罗援隐瞒身份到连队的生产点劳动锻炼，当上了一名不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生产兵。在那里，罗援白天放牛、割草、垫牛圈，晚上就睡在牛棚里。身上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感染后，血水脓水混在一起，奇痒无比。那段时间，罗援吃了不少苦头，“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牛归来能在泉水边冲个澡”。
半年后，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来到这个连队，却没见到罗援的身影。他纳闷地问：“我给你们送来的那个高干子弟，你们放哪儿去了？”团首长一听，愣了神：“没有高干子弟啊！只有一个‘臭老九’，在山上劳动改造呢。”罗援从山上被叫下来时，王银山一看到他就掉下了眼泪：“罗援，你太死心眼儿了！”
罗援告诉记者，从遗传学角度来看，自己的强硬主要来自于父亲的“基因”。“周总理对我父亲十分信任，就是因为父亲在原则问题上非常强硬，从不让步。当年，造反派要斗父亲，冲击他所在的中央调查部档案馆。为了避免党的机密外泄，父亲站在档案馆门口，腰板直挺着说，‘你们要冲档案馆，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后来，是周总理保护了父亲。周总理曾评价我父亲说，‘你们说罗青长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我不管，但他就是守纪律。’”这件事，一直深深地植根在罗援的心底，也成为他日后“讲原则、敢说话”的榜样。
罗青长曾语重心长地对罗援说：“老三啊，你最大的优点就是讲义气，最大的缺点也是讲义气。”“文革”期间，罗援在某军作训处当参谋，他所在部队的军长因造反派迫害，被关了起来。罗援说：“但我认为他确实是个好人，身体力行，把整个部队的作风带得嗷嗷叫。”一次，罗援利用休假的机会回到北京，并通过自己的母亲辗转将军长夫人写的一封信交到邓颖超手上，希望能让高层领导了解这位军长的一些真实情况。因为这件事，罗援被部队划入“保皇派”行列，甚至有几次差点“被转业”。但罗援说，对这事他从未后悔，自己并没有私心，只是说出了想说的话。像这类拔刀相助的事，在罗援的军旅生涯中并不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