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新闻传播，亦或者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又或者是公开发表的战略研究或者是政策分析评论，都必须遵循某种基本的伦理，其中至少包括一条，不要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去讨论正在发生的疫情。
在人们传统的认知里，美国是一个比较“讲究吃相”的国家，或者，用学理的话说，美国是一个制度性霸权，约瑟夫·奈的系列文章，从“注定领导世界”的角度出发，强调了道义色彩，以及占据道德高地，对美国霸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但是，中国的崛起，中美之间力量差距的急速缩小，让美国部分精英在焦虑之际，顾不得许多，开始变得非常“不讲究”。
米德教授开篇就很坦率：因为某种蝙蝠病毒，像不可阻挡的重型卡车一样的中国这周消停了，尽管中国当局努力控制疫情并重新开始经济发展，但这个正逐渐习惯了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的世界，正提醒人们，没啥东西，包括是中国的实力（崛起），是可以被认为理所当然的。
配上标题里面的“亚洲病夫”，很容易感知到这样一个画面：听到新冠病毒诱发疫情，看到中国政府全力投入救灾，以作者为代表的某些人长出一口气，“谢天谢地，这家伙终于停下来了”。
这种内心的焦虑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意思是美国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阻挡中国的崛起，甚至已经到了愿意将希望寄托在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上。如果只是某个普通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发个段子这么写，也无所谓，毕竟美国嘛，历来以多元化著称；但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话语登堂入室上了《华尔街日报》，显然说出了相当一部分人不方便说，但又憋了很久的话。其中的含义，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其三，从美国国际战略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提醒人们认真重视所谓美国外交战略“杰克逊主义”转向的问题，以及高度关注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
早前在讨论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时，一般欧美学者倾向于接受约翰·鲁杰的假定，认为欧美国家有所谓“内嵌的自由主义”，进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共同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国则不愿意遵守这种秩序。
但是，如果从国际关系史，尤其是外交史的角度来看，其实这种内嵌的自由主义，与其说是美国遵循的外交传统，不如说是美国在走上世界舞台过程之中以及占据核心位置之后建构起来的一套话术，一套在美国享有充分物质与心理优势前提下，用于说服其他国家自愿接受美国治下的和平，降低美国维持霸权成本的话术。
在实践中，或者说，在美国外交与对外战略的传统中，赤裸裸的实力，绝对的以美国自我为中心的利益的斤斤计较和计算，才是美国对外战略真正的核心，才是美国精英看待世界的真实框架。这套框架，被概括为“杰克逊主义”。
巧合，或者说是某种必然，这次在《华尔街日报》上妄言所谓“亚洲病夫”的米德教授，就是“杰克逊主义”的研究专家。他对于杰克逊主义的研究是如此之深，如此之有名，以至于被称为“黑衣总统”的班农，也被认为深受其影响，而本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战略，就是建立在杰克逊主义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