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终究会意识到，我们处于非常时期，严重程度超过了经济危机。我们都愿意尽量维持原来的生活方式，但疫情就像是战争，也许一开始大家对战争的持续时间、伤亡人数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但只要人们正视战争，就会为了国家利益和自我保全做出各种各样的牺牲来争取胜利。这种规模的传染病大概是和平时期最接近战争的情况了。
由于疾病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构成如此重大的威胁，人们已经准备好放弃许多自由了。现在英国体育赛事取消了，报纸的体育版都没有东西可写，这对热爱体育的英国人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平时大家看报都是先看尾版的足球新闻再看头版的……
观察者网：可能过几个月，中国的中超联赛就成了献给全世界球迷的礼物了？当然，我只是这么说说。
马丁雅克：哈哈哈，不过反正目前大家对这些不便基本没什么抱怨。另外意大利也是个有意思的例子。意大利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很特别，从19世纪的意大利统一运动至今，它的国家政府一向很孱弱，意大利人的认同感更多维系在城市和大区层面，你来自伦巴第、他来自西西里，我来自艾米利亚-罗马涅，我们勉强能都算作意大利人，但一上升到国家层面政府就面临很多问题。但这次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尽管意大利行动得晚了一些，但它直接采取了最具强制性的中国方案，平时纪律性最差的意大利人这次非常团结，高度支持政府的举措。
还有件好笑的事，前段时间有个意大利部长官员上英国的节目，节目本身经常批评中国，主持人问他要采取什么策略应对疫情，他说“我们的策略就是复制粘贴。”问他什么叫复制粘贴，他说“我们要复制粘贴中国模式，它是有效的，我们就要用它。”节目效果特别好。
观察者网：对，其实这件事背后的涵义令西方许多人感到不安。最近《金融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北京是如何包装抗疫故事的》，抛开里面对政治宣传的负面描述，作者吉迪恩拉赫曼似乎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全世界地缘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更多国家或对中国的领导寄予更大的期望，更加认同所谓的“威权主义”体制而不是民主体制。
马丁雅克：从政治意义出发，这场疫情代表着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一月时，中国、中国领导层和中国体制遭到西方媒体的一致攻击，说它不透明、不在意人民死活。中国一开始当然也犯了些错误，可一旦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之后，采取的措施无比明智，但各路疑华反华人士仍然一拥而上攻击中国，这就是当时的氛围；两三周前形势开始扭转，中国完全控制住了病毒而西方开始面临严重疫情。
至于那篇文章，我很熟悉吉迪恩，你得结合他的思想历程来看待他的言论。他前些年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开明，充满好奇，但去年他曾表示自己对中国非常失望，最近这篇文章似乎又有点回心转意的迹象。当然我不同意他用“威权主义”来描绘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东西方有根本性的不同。西方把东方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归因于“威权主义”，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治国的政治批评，但这种关系本身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它背后不只有精英和统治者的维护，也有人民的支持。“威权主义”的意思是政府不理会人民的意志，在所有事情上都强迫人民执行政府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