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月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在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和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双重冲击后，经济陷入停滞，社会也出现了动荡。即便如此，他们的一些媒体和政客不去积极思考和解决自身问题，却仍对中国政府在香港和少数民族问题上指指点点，甚至还通过一些法案来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近日，观察者网采访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同时也是中国满族文化的研究者劳曼先生，请他就西方世界种族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有哪些经验可供他们学习谈谈看法。
2019年5月，劳曼先生应邀在上海大学做关于鸦片的讲座 图自上大全球问题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观察者网：近几十年来，国际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呼吁种族平等的平权运动，而且也出现了“政治正确”的概念。在一些影视剧中常常能看到黑人被描绘为英雄。为什么现在黑人和其他一些少数族裔仍觉得“我不能呼吸了”？
劳曼：其实许多国家，一直以来就有“结构性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的问题，其中一个现象就是一些少数族裔不允许进入一些设施。这种情况在美国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甚至更早有奴隶制的时候。在法国和英国以前也有类似现象。这有着心理上的因素，人们总是倾向于帮助和自己相似的人，排斥和自己不太一样的人。不过，一些国家对于反殖民、反压迫教育的缺失使得这种心理因素得不到纠正。我经常受出版社的委托审核历史教材，我发现一般的英国学校所用的教材不教关于鸦片战争的历史，对非洲被殖民之前的发展也很少提及。
观察者网：所以您认为，如果学校里教授相关的历史，人们就会更同情受到压迫的族群？
劳曼：不应该只是这样，如果要教授相关历史，那应该站在被压迫者的角度来教授。当然，现状的改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要从被压迫者的角度教授历史。可是美国应该有一些历史教材是站在受压迫者的角度讲述平权运动的，为什么美国的种族歧视情况还是很糟糕呢？
劳曼：教育是一个方面，而要彻底改变种族不平等的情况还需要其他因素的配合。刚才我说到了“时间”这个因素。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才废除，到现在差不多只经过了两代人而已。在那之前，一些少数族裔，比如黑人，就没有受到过相同的国民待遇，他们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族群和社区，并没有融入自己的国家。现在的美国还有一些社区只有黑人或者只有拉丁裔，他们之间没有互信，并且害怕进入对方的区域。而白人警察进入他们的社区时也会被当作外人。所以美国政府应该多招募一些黑人或者拉丁裔的警察，虽然他们不太可能被那些社区的人当作朋友，但至少会降低紧张程度。不过还是那句话，种族矛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