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因素是贫穷问题。在美国，很多地方的人们是很贫困的，而贫穷就可能引起一些极端行为，比如犯罪。如果是白人警察去黑人或者拉丁裔社区办案，就会很容易被当成敌人而造成族群间的冲突。这方面欧洲的情况好一些，因为欧洲有很多“福利国家”。在美国，如果一个人失业了，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就很可能去犯罪。但是在欧洲，如果一个人失业了，他还是可能拿到大约百分之四十的薪水。

观察者网：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现在总体来说不同民族很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您看来，是不是因为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才做到了这一点？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劳曼：是有历史的原因，从唐朝开始就有不同民族生活在中国了，虽然也形成了不同社区，但总体来说是生活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现在中国的宪法也在保护少数民族，中国的身份证上都会写上每个人所属的民族，少数民族会得到一些优待。

观察者网：美国并没有让少数族裔过得快乐或者有安全感，可美国媒体，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经常对中国就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和香港问题进行抨击，甚至妖魔化一些举措。您认为是“双标”吗？

劳曼：当然是“双标”，其中有很多政治操作。现在有很多内地人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他们的孩子也在那里学习。他们有时会受到那些自认为是“正宗”香港人的歧视，还可能被打。这在香港社会造成了一道裂痕，对香港的发展并不利。但是每次西方媒体在香港进行采访时，他们总是采访那些所谓“正宗”的香港人，而移居去香港的内地人却得不到发声的机会。我曾经在香港生活过，也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他们并不认同这种现象。

观察者网：那您认为美国，或者西方在对待少数族裔方面应该学习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或者对待少数民族的经验吗？

劳曼：我觉得不管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公民都会依赖于国家的政策。其实在西方也有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一些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族裔、妇女和残疾人等会得到一定的优待。不过，这些法案最终都需要官员去执行，如果中国的官员能执行得更好，那西方当然需要学习。我认为现在西方国家应该做的是给予不同社区的人相同权力，而且政府应该鼓励人们去重视个人成就，而不是种族背景。

另一方面，我觉得西方，尤其是美国应该做到儒家思想中的“有教无类”。其实我觉得儒家思想是具有普世性的哲学。虽然在西方国家弱势群体会因为平权法案得到一些好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有钱的家庭更有优势，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他们将来就更容易掌权。因此我觉得教育先要做到平等，慢慢地社会中不平等的现象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