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最关心，也是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健康和教育。确保孩子长大成为有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良好品格、社会责任感、待人以诚，是我对教育孩子的宗旨。在政府层面，我一直坚信人是香港向前发展的最重要元素，而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关键。正是基于我的信念，我在三年多前竞选行政长官时，已经表明政府在教育的开支是对未来最有意义的投资。
我上任后曾经提到我在竞选期间，见了不少教育界人士，希望集思广益；除了选举委员会内不少应该是教协会员的教育界选民外，也包括教联及教育评议会的成员和中小学校长，相信有些今天也在座。他们都很关心香港教育，深切地向我反映教育界的问题，希望如果我当选行政长官，能够用心处理及解决教育问题。
当时不少教育界反映的，是资源问题。事实上，当时香港教育经常开支占政府整体支出比例创回归以来新低，教育开支占GDP比例也比其他高收入经济体为低，有需要加强投资；所以我在竞选政纲中提出，投入50亿元经常性开支的教育新资源。当选后，还没有就任，我就多次与教育界不同团体和代表见面，商讨未来如何具体运用新的教育资源，不少校长、老师和家长也直接向我表达意见。尽管大家的诉求及建议各有不同，但持份者普遍同意，应该是按缓急优次分批落实措施。我在2017年7月上任后，就按着和教育界取得的共识，在7月中——也只是用了两个星期——就成功经立法会取得拨款，迅速地落实多项措施。
我在竞选时承诺的50亿元，不是一个“封顶”的数字。过去三年，我们多次“加码”，推出更多改善教育的措施，到今天我们投入教育的新资源已经超过130亿元经常性开支，当中不少是回应教育界长期提出的要求，好像中小学的教师职位的全面学位化。我公开说过，要为学生、教师、家长、校长创造一个稳定、关怀、具启发性和富满足感的教与学环境，应当从“对老师好一点”开始。可以说，我是很有诚意和教育同工有商有量，希望与教育界建立伙伴关系，一起为提升香港教育质素努力，让教育回归教育，让校园不再受政治和好像“违法占中”的社会行动所影响。政府这些努力曾经——我只能说曾经——带来一段时间的理性互动发展，但可惜好景不常。
自去年六月起，“修例风波”引起的暴力违法事件，不但令香港饱受创伤，法治受到冲击，亦再次让不少人深感香港教育的问题。令人震惊的是在事件中一共有三千多名大、中、小学的学生因为参与违法暴力事件而被捕，占所有被捕人士百分之四十，而学生中十八岁以下竟然占了四成半。学界在“修例风波”中出现的情况，除了大量学生被捕外，“中大”和“理大”事件亦反映我们的大学校园好像变成了“暴力温床”，中学广泛有学生组“人链”、叫有“港独”含意的口号等行为，令人极度担心排拒国家和反对政府的思想已经植根于时下青年人的心中。“修例风波”亦催生了一些中学生连线的组织，鼓吹罢课，甚至“港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