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新冠疫情，中国以强大的生产能力向全球提供医疗物资，以强大的研发能力加生产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西方则自顾不暇。而在过去，如今中国的角色都是西方扮演的。疫情中，法国也不得不想尽办法生产口罩，可是占据市场的仍是物美价廉的中国口罩，又贵又不方便的法国口罩在仓库积压。

二是国际资本的垄断权。过去只有西方有能力对外贷款，绝大多数不发达国家要接受西方苛刻的条件才能获得发展所必须的资本。但现在中国的贷款能力超过世界银行，不仅效率高，而且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欧盟和美国虽然对那些接受中国帮助的国家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拜登政府上台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向欧洲建议设立基础设施同盟，从而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但无论如何，西方的垄断地位已一去不复返了。

三是原材料的订价权。过去只有西方能制造工业产品，也只有它这一个买家，因此对于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享有定价权，并长期保持低进（低价进口原材料）高出（高价出售工业产品）的优势，从而维持西方的高质量生活水平。但是中国的崛起也令西方失去这个支柱。现在全球基本是中国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相当于中国变相主导了全球产品的价格。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在这三根支柱的支撑下，不仅保持了全球霸主地位和价值观的不可撼动，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有高福利的生活方式——工作时间短但收入高的不平等状态，维持中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国家的阶级结构也因此保持在良好而又稳定的菱形结构上。然而，中国的崛起、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经济金融化，不仅令其旧有的生活方式不可持续，还直接导致欧美中产阶级萎缩成为绝对少数。

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中产阶级萎缩，这个制度的存废就成了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一再爆发黑天鹅事件，政治极端化，对立双方极难妥协。中国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但却在西方的刻意抹黑下，却成为主要的责任者。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也令西方无法接受中国的崛起，即资源有限性。奥巴马在总统任内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就公开讲：假如中国有了西方的生活水平，将对全球是灾难。

理论上来讲，西方要求发展中国家向它学习，采用它的政治制度，理由之一就是可以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甚至可以达到或超过西方。对于西方自身以及取得成功的亚洲四小龙来说，因为人口规模极小，地球的资源还能够承受。但中国有十四亿人，这样的规模实现现代化，在技术进步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将导致西方减少消费。这会影响到西方制度的稳定和合法性。西方当然无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