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又持续向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各改制研究机构提供大笔资助，截至1989年，索罗斯已向中国各相关机构提供超过250万美元的捐款，这在当时外汇稀缺的中国是一笔天文数字。
由于中国政府始终拒绝他插手中国的改革事务，他对中国颇有怨言，对中国社会风气大发牢骚，甚至公开声称，“中国人的伦理观与开放社会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
当然，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了。索罗斯在匈牙利搞的那些鬼把戏，闹得天怒人怨，以至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只需靠严打索罗斯资助下的各路势力就足以稳住政权。这也证明了中国当时把索罗斯挡在门外是非常正确的。
2018年5月，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官网公告，关闭在布达佩斯的分支机构。
除了用这些纯粹商业性投资做掩护外，索罗斯试图获得在中国合法开展政治活动的努力未曾中断，但中国社会对索罗斯欲盖弥彰的政治图谋始终严加提防，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更胜以往，从而使得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中国的活动总体比较谨慎且隐蔽。
索罗斯为了降低中国社会对其政治图谋的敌意，削弱其旗下各路组织在中国开展工作所面临的阻力，有时候也会做点好事以示遮掩，比如搞环保。环保是一种难以驳斥的政治正确，而且当年相对还是比较边缘化的领域，既不引人注目，也可以给公众留下好印象，并通过环保议题投石问路，铺设人际关系网络，建立宣传推广渠道。这些为环保而建立的体系并不是只能用于环保，环保只是开路先锋，目的往往是为后续开展活动打下基础。
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官网截图
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中国参与度最高的业务就是环保，2005年基金会旗下的开放社会研究所为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提供了37.5万美元的赞助，这在当年的环保领域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2006年，开放社会研究所又与国内各路纸媒、特别是杂志刊物以及彼时方兴未艾的互联网自媒体平台的负责人、编辑、撰稿人等召开集中座谈会，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供资金，让这些媒体持续跟进报道各类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社会议题，建立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同时，与部分地方政府、院校和学者合作建立环保教育和实践项目，建立了相当一批具有一定官方背景和学术专业性的专业环保机构，在此就不一一点名了。这些环保机构随着大部制改革后，基本已被逐步清退；失去官方背景后，只能以非政府组织的身份维持存在，做些边缘化工作，不复往日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