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们也对司法领域“上下其手”。例如给一家名为“国际正义桥梁”的组织提供上百万美元资助，让其在中国推广刑事司法辩护方面的培训，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在中国“彻底并全面废除死刑”。再如，给类似“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这样的NGO提供数十万美元资助，让其在中国“加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就环保问题和公共利益问题发起集体诉讼的能力，增加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
再比如，前些年在所谓香港“占中”事件中，索罗斯也曾向处于风暴中心的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秘密捐款，“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和港大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文敏皆涉嫌违规获取其秘密资助。而据港大校友、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所述，包括港大在内的香港多所院校近年来广泛接受外国资金，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大家可以看到，颠来倒去就这么几招，说实话都有点审美疲劳了。
2017年，香港大公报发文起底戴耀廷与索罗斯基金会的关系。图自大公报
中国如此，其它国家也是一样，开放社会基金会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雇员逾上千人，而且大多数都是热点地区，比如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基金会和黑山基金会，统管非洲地区的南非开放社会倡议和西非开放社会倡议，更别说颜色革命“大户”东欧地区了。
当年，格鲁吉亚爆发“玫瑰革命”时，开放社会基金会驻格鲁吉亚分部就是时任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的直接幕后金主。“玫瑰革命”结束后，在新政府中任职的政府官员中，有1/5的人都曾在基金会里面工作过，每月都能从索罗斯那里拿到补贴。
而在另一个幺蛾子频出的地区乌克兰，开放社会基金会则干脆设置了大约25个分支机构，累计投入过亿美元。在乌克兰颜色革命中大出风头的乌克兰前总统尤先科，就是开放社会基金会下属机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而另一个充任颜色革命急先锋的极端女权组织“费曼”，同样也接受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资助。
再比如，被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在2019年一次演讲中公开直接点名的《网络公民》和《新叙事》这两家新加坡网络媒体，几乎是半公开地接受来自开放社会基金会的资金援助，其政治评论和文章也接受海外学者的“指导”，当其面临来自新加坡政府的司法调查时，则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还有西方颜色革命久攻不下的坚挺堡垒俄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专门设置了对俄工作专门项目，针对性地对俄实施逐步渗透，在俄罗斯学界和传媒界进行策反，向俄罗斯内部各种非政府组织及学术院校提供援助，专门研究人权、教育、经济改革老三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