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因波兰《选举报》不允许将乌克兰“亚速营”称为“新纳粹”，身为犹太人的康斯坦蒂·格伯特宣布不再担任该报专栏作家。俄罗斯驻波兰大使日前在华沙向苏军战士墓地敬献花圈时被人泼红色染料，对此，俄外交部回应称，“我们不会被吓倒，新纳粹主义的追随者再次暴露了他们的血腥面目”。谈到波兰等东欧国家的情况，张弘表示，由于自身技术、产业上的劣势，冷战后的东欧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更多受到了西欧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冲击。这种失落导致一些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存在，他们反对非白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蚕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无力反抗西欧。张弘举例说：“法德‘双轮驱动’下的欧盟与俄罗斯搞能源合作，‘北溪-2’项目管道绕开乌克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这意味着这些国家要丧失过境天然气的运输费，没有议价权了。所以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利用了新老欧洲力量上的不平衡。”
谈到东欧地区近些年受新纳粹、右翼主张冲击较为严重的原因，贺之杲表示：“首先，当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成熟，新纳粹主义便有机可乘，部分政客利用极端民粹主义甚至新纳粹主义情绪来获得支持率。其次，经济发展不均衡造成部分群体收入下降，更容易被真实或感知到的‘输赢感’激化，对全球化经济和文化赢家的仇恨感越强。再次，苏联统治下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相关国家对丧失主权和文化独特性的担忧情绪，进一步为新纳粹主义滋生提供了土壤。”
以隐蔽方式毒害欧洲社会
整个欧洲的情况也不容乐观，近年来极右翼势力一度对欧洲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态和司法系统形成压制。土耳其作家穆拉·索福奥卢在2018年土耳其广播电视公司国际频道网站刊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一现象使得“鼓励仇恨犯罪的肇事者变得更有胆量”。
“在西方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的‘保护’下，有新纳粹倾向的政党正活跃在西方政坛。”贺之杲表示，近年来欧洲经济相对衰落，失业率上升，部分国家发展停滞激化了更多积怨已久的问题，再加上难民问题，部分精英利用挫败感拉拢低收入人群、低受教育程度人群甚至青年人，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内部社会矛盾，为新纳粹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
然而欧洲的态度却很暧昧。在荷兰社会心理学家西米尔·伊尔马兹看来，欧洲在制定防止右翼极端主义方面作出的努力“太少了”。他认为，虽然欧洲政治阶层在积极应对少数群体的激进化，但日益高涨的右翼暴力团体却被忽视。此外，伊尔马兹认为欧洲媒体也扮演了极为不好的角色，一些白人媒体从业者经常以一种咄咄逼人和带有偏见的方式讨论与多元文化、种族和身份有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