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利益处理国家关系，国际关系必然是理性的，因为大家追求的是双赢；以地缘政治处理国家关系，国际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确定性，毕竟邻里关系是搬不走挪不动的，彼此必须相互尊重；但以意识形态去处理国家关系，国际关系就很可能陷于非理性之中，意识形态往往让人冲动，冲动是魔鬼，比如乌克兰的悲剧、以小博大的立陶宛自愿充当美国反俄反华的急先锋。
遗憾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冲击并不会因为乌克兰悲剧而结束，那些在“历史终结论”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并不会轻易地因乌克兰悲剧而明智地汲取教训，他们把自己的念想看的比百姓的饭碗乃至生命更重要，甚至把自己的念想视为国家的根本利益。
这样的国际关系不但是在重复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西方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宗教战争的再现。这种现象不是西方的一路向前的进步史观所能理解的，中国的道家的循环论史观才能给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