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病毒学家安德森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工作 本人向彭博社供图
爱德华兹说：“作为一名生物学家，我和其他科学家一道，主张对早期新冠肺炎病例、新冠病毒可能的宿主及中间宿主进行更广泛的调查。但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拟议的溯源计划是针对某个国家，将进一步削弱世卫组织的独立性。我也非常担心，这样做会误导世界寻找新冠的起源。”
爱德华兹提到，有世卫组织消息人士告诉他，美国在溯源问题上一直在攻击中国，甚至不愿意睁开眼睛去看看数据和研究成果。美国对第一阶段溯源的质疑看似有理，但显然缺乏证据。例如美国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此前在研究冠状病毒时还在收集蝙蝠样本，其2013年首次在菊头蝠中发现的冠状病毒RaTG13，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与新冠病毒同源性最高的（96.2%），美国由此认为新冠病毒是由RaTG13演化而来。然而，生物信息学家普遍不认可这种说法，因为3.8%的差异性需要数十年的演化。
爱德华兹还指出，美国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有进行“功能增益”（Gain-of-Function）试验的能力，还根据全球范围内数十起BSL-3或BSL-4实验室的泄漏事件，推测武汉病毒研究所也可能发生类似事故。
“这些假设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如果没有发现支持这些假设的实质性证据，就不应将它们用作采取行动的理由。否则，世界就会陷入阴谋和投机造成的不确定性之中。”
事实上，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此前接受中美媒体采访时就反复强调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毫无根据。基因组序列3.8%的差异对于冠状病毒来说是一个显著的差异，没有证据表明实验室研究的蝙蝠病毒能直接感染人类。石正丽的实验与“功能增益”研究不同，因为其目的不是让病毒变得更危险，而是了解病毒如何跨物种传播。
谈及美国重返世卫组织，爱德华兹评论道，虽然科学家预计此举将加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拯救更多生命，“但不幸的是，华盛顿的重新加入给这个以科学为先导的国际机构带来了地缘政治竞争。一位与世卫组织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我，拜登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重建美国在世卫组织的影响力，并寻求主导关键问题。”
爱德华兹最后表示，美国批评世卫组织第一阶段新冠溯源研究小组缺乏代表性，并声称其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然而，据我所知，给世卫组织施加越来越大压力的正是美国，它的目的是将其盟友和本国的专家列入第二阶段研究小组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