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类标准，又可以追溯到范内瓦·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的基本观点：“进行基础研究并不考虑实际目的。它产生的是一般性知识以及对自然和规律的理解。”基础科学的特性之一是它能开辟出多种引发进步成果的途径。“是所有实用知识的来源”，是“技术进步的引领者”。[6]
一定是对立的吗？
但是，这种对科技研发分类标准在20世纪90年受到了挑战。
1997年，曾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顾问委员会工作、时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的D.E.司托克斯，出版了《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一书，对近代科学以来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对二战以后美国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进行了分析，发现布什提出的基础和应用两分法的范式有片面性，从而提出了对研发进行四个象限的分类：
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既包含应用研究，也包含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纯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还有一个象限是“包含那种探索特殊现象的研究，既不考虑一般的解释目的，也不考虑其结果会有什么应用。”[7]
在这四个象限的研究中，最关键的是巴斯德象限。它着眼于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研究，包括曼哈顿工程以及战略研究。这个概念的提出，有力地解释了美国战后对科技研发投入中的关系。
司托克斯看来，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往往既包含基础研究，也包含应用研究，认为只有基础研究才促进了应用研究的线性观点是错误的。而对于政府的科技政策，因为巴斯德象限上联着基础研究，下联着应用研究，使这几种研究相互关联与渗透，无法截然区分。他以心脏手术为例：
1846年普通麻醉投入使用，使外科手术成为可能。但到能进行心脏手术，却经过了一个世纪，这是由于一系列基础科学与医疗技术需要突破。卡莫罗和最普斯在1975年11月号《循环研究》（Circulation Reseach）上发表文章，发现能够进行心脏手术实际上需要有三类研究的突破：与解决临床问题无关的基础研究；与解决临床问题有关的基础研究；还有与基础生物、化学或物理无关的研究，它们所占的比例分别为37%、25%和21%，其余剩下17%中有15%的开发和2%的评估与综合。司托克斯认为这个例子正好证明了一项重大突破，包含着玻尔象限（纯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结合）、爱迪生象限（纯应用研究）的突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