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氢弹之父”、著名物理学家于敏
加强基础研究落脚点最终是在提升应用创新能力
尽管美国从二战以来遭遇了冷战、越战、冷战结束的大环境改变，随着政党轮替产生的领导人对科技的认识及与科技界的关系完全不同，但美国由国家所支持的科技研究仍有很强的连续性，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表现在三个趋势上：以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代表的项目由玻尔象限的研究，不断扩展到巴斯德象限的研究；由各政府部门投入的研发项目，不断由爱迪生象限扩展到巴斯德象限；而国立卫生研究院则既通过建立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更好地扩大应用议程，也通过大量投资于纯基础研究和纯应用研究来实现它的使命，是以巴斯德象限为中心的投资体系。[12]
以1950年成立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例。它成立时的使命就是从科学的判断出发，支持基础研究。但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该基金会的投资不断扩大以应用为目的的研究方向，以至于70年代以后，该基金会利用物理学、化学、化工与电力工程、冶金与材料科学的理论，建立了一些新材料研究实验室。1986年该基金会修正了章程，使工程学与科学具有相同的地位，并大量投入到战略研究。[13]
美国的农业部、国防部、能源部、国家航空和宇航局从其职能出发，本来应该大量投资的应用研究，但实际上也大量投入与该职能相关的基础研究领域。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则采用的是综合性的研究战略，横跨玻尔、巴斯德和爱迪生象限。
可见，对美国的科技研发只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追问美国到底是因为基础研究而强大，还是因为应用研究而强大已聊无意义。而且，再把这种视角延伸到中国，来论证中国是应该发展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也失去了意义。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樊春良教授对江晓原教授忽视基础研究观点的批评。但樊教授强调了我国目前基础科学研究不足，还没有讲清楚应该怎样发展好基础科学的研究。[14]在我国目前国力有限的条件下，并不是什么样的基础研究都是合适的，更不是只要加强了基础研究就会自动促成应用技术进步。这方面杨振宁先生反对我国上马超大对撞机项目是很好的例子。
2012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提出建超级对撞机计划，在物理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认为，建不建超级对撞机关系到中国高能物理成为国际先进，还是只作为二流国家，如果不建将失去30年的机会。杨振宁先生反对该项目，一方面是基于对高能物理发展趋势的判断：70年来高能物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并没有带来应用方面的好处。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希望用超级对撞机去发现这个猜想更只是猜想中的猜想。建超级对撞机须耗资一千多亿元，而且维护也要花费巨额费用。我国高能物理人才不足，建超大对撞机和以后的运行与分析，必将由90%的外国人来主导。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上了这个项目必然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也对国家解决环保、教育、医疗等等燃眉之急的事不利。[15]2016年，国家发改委对十三五规划项目评估时，以6：5否决了该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