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教条”和“理论基础”其实就写在西方大量的教科书里，并日复一日在各种媒体上流传。这些理论层出不穷、五花八门。这方面的书实在多之又多。在此，我简单地列举一点点，看看它们是怎么说的，然后对照一下它们的经验和所作所为，来考察中国的崛起之路到底有什么不同。
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出版的一本书，叫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目的是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唱反调。作者提出，在1500年时，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欧洲人具有三项天赋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在航海方面；第三，能抵抗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传播的各种瘟疫。这些特性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20多年后，作者自己承认，这本书实际上是“战后美国帝国心态的表现”，是“一种知识帝国主义”。
1997年，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作者承认欧洲人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事实，但试图把焦点放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他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他给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十分关键，因为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又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也就是说，欧洲国家天然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们不断进行竞争，不断创新和发展。而中国恰恰太大了，太统一了，缺乏竞争，难以发展。
戴蒙德的说法其实没有多少新意。早在1898年出版的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就有下面一段话：
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钧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如家处通衢，不问而多知；学有畏友，不劳而多益。中华春秋，战国、三国之际，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后，儽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澨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