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理论假设，戴蒙德与张之洞的说法很有意思。问题是，地理几万年也不会有多大变化，而各国的发展态势却可能在几十年、几百年中就发生逆转。以常量来解释变量，似乎说不通。中国今天依然很大、很统一，不是照样发展起来了吗？戴蒙德与张之洞的理论假设解释得通吗？
1998年，美国出版了一部影响很大的书———哈佛大学退休教授戴维·兰德斯写的《国富国穷》。这本书列举了解释国富国穷的几个主要变量。第一个是地理，更准确地说是气候，“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除了气候，其他变量包括竞争性政治、经济自由、对待科学和宗教的态度。也就是说，西方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是西方国家，做了符合西方价值观的事。有人批评兰德斯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他自己并不否认。按照《国富国穷》中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的地理位置不对，气候条件不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缺乏他所强调的成功要素。
2011年，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出版了《文明》。这位作者对中国很感兴趣，经常到中国的各个大学交流。他断定，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就在于它们的体制具备其他地区国家缺乏的六个“撒手锏”（killerapps）：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科学，第三是法治，第四是医学，第五是消费主义，第六是工作伦理。这套说法的内在逻辑不清，很像一个大杂烩，无非想说，它们领先是因为有传家宝，而其他的地方没有。按这个逻辑，其他国家哪有机会翻身，除非全盘照搬西方的这六个撒手锏。问题是，即使想照搬，照搬得了吗？如果是撒手锏，人家会拱手相让吗？
最后再提2012年出版的一本书，书名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他们的论点很简单、很有力，认为一些国家失败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榨取性的，另一些国家成功是因为它们的制度是包容性的。西方国家有包容性的制度，所以成功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当然是“榨取性”的制度，这类国家不可能成功；哪怕短期内看起来成功，也不是真正的成功，必然是短期的，是昙花一现的，今后必定会失败。且不说他们这套理论能不能解释西方国家的崛起（18世纪—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在什么意义上是“包容性”的？），它能解释中国最近几十年的表现吗？作者摆出一副先知的架势，不容置疑地说：“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社会在‘榨取性’制度下经历增长的一个例子；除非彻底进行政治变革，转化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否则中国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也许无知可以神奇地让人产生目空一切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