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说的确实有道理，西方的确没有资格指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被动支持了非洲国家的专制政权，但是我并不是因为西方国家的这种态度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看到非洲国家有些政治派别为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希望中国对他们的事务予以干涉，帮助他们摆脱专制政权。同时在一些非洲国家也面临比如专制、独裁或对资源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中国一直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希望中国更多干预他们的事务，帮助他们发展。
卢：非洲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希望中国干涉他们的内政，当然也不会希望西方国家干涉他们的内政。某些非洲国家的政治派别希望西方国家帮助他们推翻执政党，这则是另外一码事，这是出于本派政治利益的考虑。而一旦这个派别上台，他们一定不会希望外部势力干涉他们的内政，包括曾经支持他们上台的西方国家。而且话说回来，北非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难道老百姓没有提出过改革的呼声吗？西方国家倾听了吗？支持了吗？从来没有。现在西方国家打着人道主义和正义的旗号，说要支持民众呼声，当初他们在哪里？
中方主张不干涉内政原则体现了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理念，同时我们愿意建设性参与地区事务，包括和平安全事务，愿意为非洲地区的和平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即便在中方被邀请介入非洲地区或非洲国家间的冲突时，中国也是坚持尊重有关国家或地区组织的主导地位。这在建设性参与的同时，也体现出了不干涉内政原则。
记者：可不可以说中国已经改变几十年前在毛主席领导下所执行的对外政策。当时中国提出了一种社会模式，认为中国是一种榜样，很愿意将社会建设的经验拿出来分享，今天中国不再认为自身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模式，只愿意与大家发展一种非政治的、仅仅是商务上的关系？
卢：事实不是这样。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政治、经贸领域、也包括文化、社会等领域。当然，发展经贸关系非常重要，对中非双方人民都有利，有利于双方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但发展政治关系同样重要。因为它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如果两国没有政治互信，我想经贸关系是不可能发展好的。同时发展文化、社会、人文关系也很重要，因为它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人文的基础。
记者：可以说自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发挥更重要作用。中国曾在1964年提出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当前，中非关系不仅仅发展了，而且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是不是已经彻底改变以意识形态来划线的思维？
卢：中国外交在过去半个世纪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确有很高热情，认为我们的社会模式很好，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跟我们情况差不多，可以借鉴。中国那时候在发展对非关系时给予了非洲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很大的支持。这些国家独立后，我们也给予他们大量的经济援助，按照我们国内的发展模式帮助他们建立国民经济体系。说实话，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搞清楚应该怎么发展，但对发展中非关系有很高的热情，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情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认为中国的力量远不是自己曾经认为的那么大，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发展好，自己发展好了才有能力帮助非洲国家。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对非政策的轨迹，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中国对非洲主要是单方面的经济援助。我们帮助非洲建立了很多生产性项目，比如糖厂、纺织厂、啤酒厂、卷烟厂等各种工厂。我们当时的考虑是只有建设生产性项目，才能帮助非洲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才能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周恩来总理在1964年访非期间提出的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就强调，要帮助非洲国家提高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能力。到了八十年代，我们提出不仅要开展对非援助，而且要开展对非互利合作。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对非洲的市场、资源需求越来越大，对非洲投资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从非洲拿走资源的同时，我们也给予非洲国家回馈，根据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帮助非洲国家建立了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这就是各取所需，体现了互利共赢的精神。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八项原则中的很多原则现在依然管用，依然是我们现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帮助非洲国家尽快走上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道路外，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以及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等都是当时定下来的。这些原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一以贯之的原则，体现了中国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