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疫情会让每个国家重新认真思考未来如何维持某些关键物资的储备，如何确保这些物资的合理分配，以及谁来生产这些物资，并尝试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个全球性共识。因为如果这些关键物资的生产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那在危机时刻我们将面临很多问题。

另一方面，把关键应急物资的生产分散到多国也是有代价的，它意味着成本大幅提升、效率降低、销售下滑和利润减少，即增长放缓。某种意义上，这有些像“9·11”后机场及其他地方采取的更多安全措施，它们都是有成本的。

我想，这是一个此前没有被世界认真考虑过的严肃议题。它当然可以被视为重组全球供应链的一个方面，但这只是一个极其特殊、和疫情紧密相关的领域，和诸如手机、纺织品、日用消费品等大量商品的供应链的多样化不是同一个问题。至于后者，我的回答是：过去3年，一些公司的确在考虑将它们在中国的供应链转移到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国，甚至有的已付诸行动，但这一流动的规模并不明显。

国际领导出现“真空”让未来更“不确定”

环球时报：疫情会怎样影响贸易战的前景？共和党议员吉姆·班克斯对媒体声称，美国应要求中国减免国债来补偿美国在疫情中的损失。我们想知道，美国“赖”掉欠中国的债务是否可能？

黄育川：疫情会让贸易战的前景更糟糕。尽管美中领导人通电话试图让两国转向更多合作，但今年是美国大选年，疫情势必成为一个重点话题，白宫很容易把一切责任推到中国头上。这将加剧两国关系的紧张。

关于班克斯的话，首先，美国有很多评论员甚至议员会发表一些荒谬的言论，甚至有时候白宫发言人也会如此，人们需要学会忽略它们。其次，美国会继续向全世界出售更多债券，但它不能违背自己还债的义务，一旦美国有任何债务失信的举动甚至迹象，美元作为全球货币的信誉将受到极大伤害。美元也许会崩溃，并带来世界范围内的灾难。

环球时报：从更广的视角看，疫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哪些影响？

黄育川：疫情本身并没有导致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权力平衡的根本性转变，它只是强化了一种实际上从10年、15年甚至20年前就已开始的趋势——西方对全球化的担忧，因为全球化被认为并没有给美欧普通民众带来太多好处。

这种担忧表现在各国民众的抗议游行中，表现在他们对自由贸易、多边主义甚至联合国体系的反对中。我们将其概括为民粹主义兴起，而它广泛地发生在世界几乎每个角落。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出现了，它强化了一些人有关全球化不符合普通民众利益的观点，也让一些人认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机构和组织来应对特殊情况下的种种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疫情本身带来的变化，而是一个累积很久的问题的再次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