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改变或许是美国拒绝或不再情愿行使其以往的领导角色。这次疫情，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正在远离美国一手打造并支持的国际体系，不再为其提供公共产品。这导致一个“真空”，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

我想现在世界正在问自己：中国是否有相应的领导能力，或者它有无意愿在应对疫情中承担一定的领导责任。对此有很多争论。坦率地讲，我不认为短期内有任何国家能填补这个“真空”。或许，这次疫情是对全球体系的一个考验。

失业潮让西方苦恼，但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最令人忧心

环球时报：很多人担心疫情会加速全球化“走向终结”，您怎么看？

黄育川：全球化的概念非常宽泛，它包括商品、资本、人员以及思想的流动，每一种在最近几年包括这次疫情中都被广泛讨论过。我认为在贸易等领域的全球化肯定会相比前些年放缓，这是无法避免的，但全球化这一趋势不会停止，因为它意味着太大的利益。

我想强调并十分担心的一点是，从长期来看，思想、知识和技术自由流动的阻碍将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严重问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都依赖知识和创新。事实上，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全球经济腾飞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巴西、土耳其、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的贡献，它们的出色表现很大程度上源于信息与知识从相对富裕的国家流向相对贫穷的国家。这个过程中，所有国家都是受益者。

但现在，有太多政策在阻碍知识和技术的流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一直担心自己的学术信息会被中国获得，学者们越来越难互相交流。这次疫情也一样，疾病的性质、疫苗的开发、准确的检测——各国对这些信息的分享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容易，太多政治因素卷入其中。

环球时报：一个现实问题是，无数国家“封城”“封国”，由此出现的全球大规模失业问题会引发社会动荡吗？

黄育川：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必然的。目前各国应对失业的方法不同：欧洲是向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让其在停工期间继续支付雇员50%到80%的工资，从而把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美国则允许企业裁员，但为失业者提供补偿金，所以失业率可能会在接下来一个季度飙升至20%到30%。中国应该采取的是一种混合措施，一方面鼓励企业留住员工，一方面为失业者提供支持。我认为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比美国好一些 。

西方国家正在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一些政府甚至在做许多他们从未做过的事。真正让我忧心的是中低收入国家，很不幸，它们的政府连做这些事的资源都没有：比如印度，数百万工人不得不返乡，他们将没有收入，没有存款，甚至完全没有准备。类似情况还将发生在其他许多国家，比如非洲、部分拉美国家，这势必会导致巨大的社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