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未来的成长空间非常巨大，综合这些优势，外资选在中国是着眼于可持续的长期投资和经营战略。”他说。
宗芳宇也认为,我国利用外资有诸多优势。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从开放空间布局来看，我国已形成了点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在18个自贸试验区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开放战略基础上，我国以更大力度的自主开放，对标全球最高开放水平，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强化了东中西协调、陆海联动的开阔纵深格局，大幅提升了对内对外开放的压力测试力度，给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机会。
从投资环境质量来看，我国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显著提升。今年《外商投资法》及实施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实施，为促进和保护外商在华投资提供了更加健全的法律框架与执法依据，回应了外资企业长期以来的核心关切，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执法一致等，有助于提高对外资尤其是高技术企业的吸引力。
从产业发展机遇来看，新技术革命下我国在新兴领域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市场吸引力。我国依托人口规模和高质量人力资源所形成的巨大市场优势，进一步向新技术的生态应用优势拓展，正在成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应用市场与枢纽。
仍需补齐软环境短板
要想持续吸引外资，我国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张建平认为，需要补齐短板，最主要的还是营商环境的改善。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排行榜上，北京和上海虽然总体排名靠前，但是还有一些指标的审批耗时非常长。改善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因此还需要通过改革来提升。
他认为，从营商环境的软环境来看，还要不断提升政策法规的适用性、透明度以及行政效率。很多政策法规要与时俱进去进行修改，比如新《外商投资法》和配套条例实施出台以后，各个地方都要及时跟进，出台相配套的法规条例。还有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也需要改善其中行业内部的管理资质，行业准入要求等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特别强调，扩大外资进入中国领域，既要可入，而且也要准营，就是准许经营相关的业务，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特别是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对法律法规的要求非常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现在就是要把政策法规的短板及时补上。”他补充道。
宗芳宇认为,我国利用外资也存在有待改进之处。她建议，今年需在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着力两手抓，做好稳外资工作。
一手抓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用好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各类开放平台，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缩减外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加快制定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加快汇聚全球投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