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为《中国日报》旗下中国观察智库独家撰文指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在于国内储蓄严重不足，美中贸易逆差只是其多边逆差中的一部分，因此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并不能解决问题。对华逆差的缩小，在很大程度上被向成本更高的外国生产商的贸易转移所抵消。如果拜登成功入主白宫，此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可能被推翻，中美贸易谈判有望重回正轨，将注意力转移到最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上来。
作者：斯蒂芬·罗奇
(Stephen Roach)
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
如果拜登成功入主白宫（目前看这似乎是肯定的），那么他将在上任第一天面临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解决长达4年的中美冲突方面，情况更是如此。一场贸易战迅速发展为科技战，进而一路将形势推向“全面冷战”的边缘。对中美任何一方来说，给这场愈演愈烈的纠纷降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然而，为了防止一场政治误判演变成经济灾难，甚至更糟，“降温”恰是现在所需要的。美国对华贸易战从一开始就是个大错误。把美国中产阶级承受的痛苦归咎于中国，或许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但是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这种政治算计根本站不住脚。
失衡
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在一个全球供应链将各国紧密相连、储蓄严重失衡的世界里，计较双边贸易逆差几乎毫无意义。美国的贸易逆差全球第一，因为它的国内储蓄缺口也是全球第一。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下降至负值，为国民收入的-1.2%；与此同时，今年第三季度，美国整体商品贸易逆差（折合成年率）创下9700亿美元的新高。
这绝非巧合。美国一方面国内储蓄不足，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实现增长，因此它必须从国外进口储蓄盈余，并维持巨额国际收支和外贸逆差，以吸引外国资本。这就导致了多边贸易逆差，也就是与许多国家都出现贸易逆差。2019年，美国与102个国家的商品贸易存在逆差——而美中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巨大的多边贸易失衡中的一部分。
在美国总体贸易逆差中，中国所占比例确实是最大的，但这是由于中国生产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发挥了作用——而更低的生产成本恰恰符合了美国的需求，这也是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包括iPhone手机在内的多种产品，零部件产自世界各地，但最终在中国进行组装。由于美国的贸易统计数据是根据货物的起运港来计算出口的全部价值，因此美国认为其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40%，实际是因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把双边逆差严重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