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上，这更可以被解释成所谓“西方的胜利”，它是“教师爷”，教的学生也好。因此西方学界强调，东亚模式的成功除了经济发展还有政治民主化和战略上向美西方选边站。他们看到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取得历史罕见的成功，但政治上却走了所谓“威权主义”，战略上甚至挑战美国秩序，感到非常失望。
但事实是，只有中国大陆崛起才真正代表了东亚或者说是亚洲崛起，这样才有可能促进近代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有所变革。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比较典型的描述是“中心—外围”理论，即以美西方小圈子为“中心”，其他更广大国家都是“外围”。西方认为这种秩序和体系是合理的，但从公正公平的角度来讲显然并不合理。
西方率先工业化有偶然性
那么，如何解释“中国模式”的成功呢？我们可以从近代史中找到一些答案。人类近代史的表象是从古代演进到现代，即所谓现代化。但实质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或者说是从第一文明走向第二文明，从手工劳作走向大机器生产，这个过程就是工业化。西方崛起的关键就在于它率先掌握了大机器生产的相关知识、技巧和体系，进而能够借助现代制造业的威力横霸天下。
某种程度上，西方崛起过程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但西方后来却把这种偶然性崛起绝对化了。
西方文化的源头一般被认为是希腊。去了希腊就能知道，那里很难发展农业，因为地势上丘陵多，地理和土地条件等都不具备发展大规模农业的基础。但希腊也有优势，阳光充沛，在地中海边的港口资源很好，便于航运。这些优势，使希腊可以种植苹果、葡萄和橄榄等一些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用于跟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和北非等地换取粮食。
地理条件决定了作为西方起源的希腊是一个商业性文明，对主要西方国家来说，对外贸易就成了生命线。但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尤其是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消灭拜占庭帝国之后，欧洲与东方的陆上贸易路线被切断了。这对当时东方的中国和印度等影响不大，但对欧洲来说却是要命的。很大程度上是为拓展贸易空间，当时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王室资助一批航海家探险，开启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达伽马往南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哥伦布往西发现美洲大陆，之后又有库克船长发现澳洲大陆。“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国家开始向新大陆殖民，这样一来国内人力不够用了，再加上当时欧洲大陆正处于混战状态，这些因素促使欧洲国家寻求使用机器生产来弥补人力不足。
以上这些因素合在一起促使欧洲各国发展机器、实现技术突破，继而率先进入工业文明。西方就是借助工业文明主导了现代国际体系，逐步形成“中心—外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