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6月16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美联储大楼。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首先，供给约束是推动本轮通胀上升的主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与以往经济危机有着显著区别，传统衰退后的复苏往往难在需求不足，而疫情扰动了供需两端。随着经济重启，积压的需求快速释放，而供给滞后，经济复苏的焦点从需求不足转向供给约束。全球疫情防控及疫苗接种情况分化，导致全球供应长链修复难以形成合力，瓶颈难以打破。
第二，主要国家宏观调控从“货币主导”转向“货币财政双驱动”。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货币政策调整空间受限的情况下，推出了空前的财政刺激。美国推出“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后继续在财政政策上发力，通过失业救济、消费补贴、减税支持甚至直接向民众派发现金等方式来为经济托底。史无前例的财政扩张使得美国国债GDP占比突破历史高点。庞大的财政资金流入在提振消费和推升通胀方面起的作用较货币政策更为直接。
第三，全球通胀温和的基础被侵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通胀中枢不断下行。有观点认为，持续多年的通胀缓和得益于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大潮下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全球化抑制通胀相反的是，贸易摩擦加剧以及疫情带来的空间上的隔离、产业链收缩等逆全球化趋势，不利于技术进步和产业链分工协作，将推升商品价格。此外，全球人口结构变化尤其是老龄化加速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也成为通胀上行的推手。
适度通胀有利于经济繁荣，通胀持续攀升则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在通胀超预期上升时，央行的决策受到考验。如果对通胀估计不足，可能导致货币政策调整滞后，或者被迫以更大力度、更快节奏收紧政策。在此情况下，资产价格也面临较大重估压力。
有分析人士指出，资本市场对全球性通胀和流动性变局的预期不足，是未来一大“潜在风险”。
“中国输出通胀论”太荒谬
随着全球通胀压力升高，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媒将通胀归咎于中国，提出所谓“中国输出通胀论”。有些报道试图以中国作为全球工厂的地位和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传导来解释美国和其他国家面临的通胀压力。“中国输出通胀论”背后的逻辑十分荒谬。
首先，中国并非全球大宗商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的驱动因素。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多是因为疫情导致的供需矛盾。经济复苏带来需求回暖，而供应链迟迟未能全面恢复。拆解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不难发现，占比较高的住房、能源、医保、金融服务等物价根本不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影响范围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