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风险都是客观存在的，需要国际社会进行紧密的政策协调，但当前的现状极端不能令人满意。经济全球化是发展大势，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亟待国际社会紧密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使经济全球化走上一个健康发展的新阶段。
陈德铭（CCG名誉主席、商务部原部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
全球化的趋势不会停止，但全球治理要紧密跟上。
朱光耀先生提到的数字经济是WTO的一个新议题，但是成员方始终谈不拢、南辕北辙，很大原因在于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探讨方向。GDPR是欧盟的规则和法律规范，我们一直在研究中国可以接受GDPR哪些条款，哪些还做不到或者不能接受。我的许多欧盟同事认为日本更接近这个标准，最可能接受GDPR。我们外资企业协会也经常和中国企业讨论，中国企业要去欧洲开展业务，现在就要开始接受GDPR了。至于全球层面能就数字隐私保护达成怎样的协定，仍是一个大课题。
陈健先生讲到的基本建设投资非常重要。我们非常希望能创造条件与欧洲、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一起来探讨全球的基本建设问题。因为很多国家需要基本建设来拉动经济发展，中国在扶贫事业上对此深有体会，很多偏远的山村通过基本建设脱贫。基本建设不仅仅是铁路、公路、桥梁，也包括新基建如网络建设、虚拟经济等。世界上有很多地区需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关心，如果大家能给他们的基本建设提供帮助，不仅这些国家的经济可以得到发展，国内市场可以得到成长，我们也能获得更大的全球化市场，我们各国的产能过剩、劳动力出路等问题也能够获得解决，这是双赢的。但是，在讨论基本建设时，不能牵涉到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问题。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可以共同制定投资标准、国际规则来开展基本建设，要在多边基础上达成一致。
赵斌先生讲得也非常好，高通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数字化过程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并且一直致力于高科技开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非常需要和高通这样的美国公司合作。现在在华外企中有一种趋势：有些外企想退出中国，有些还在犹豫不定，原因是他们在中国开展的投资，如果转移回本国会受到一些政治压力。并且这些企业在中国盈利了，因此想继续在中国的业务，但他们希望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预期和人才政策上能够给予更多支持。对中国来说，土地、税收这些优惠政策已经快到天花板了，不宜再作为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因此知识产权、政策可预期性以及留住和尊重人才等，对跨国公司来说是更重要的问题。
最近中国的股市出现了波动，这种波动是否是暂时的，很快又能回到正常的区间呢？这是需要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