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竞争战略中，某些重要组成部分就涉及美国政府向美国公司提供补贴。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大部分资源用于从美国公司购买商品和服务。《两党创新法案》还将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行业补贴，以提高美国的半导体生产能力。

更糟糕的是，美国的应对措施正被其英国盟友效仿。正如英国外交部在今年5月慷慨地将这一方法描述为其援助战略的一部分，英国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仍在任时，就在将援助支出转向使用“顶级英国专业知识”的项目。也许其他七国集团成员也会紧随其后：对那些正准备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欧洲公司，欧盟无疑会想方设法地给予它们数十亿补贴。

这种情况让人想起了冷战初起时，作为对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经济计划的回应，时任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发起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作为促进苏东集团成员国经济合作的一种方式，经互会通过设置进出口壁垒实际减少了其成员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贸易量。

为了应对中国的更强力挑战，这一次是美国提供了“苏联式”的国际合作模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斯大林当年试图对抗的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创建的国际经济组织，而现在正是这些国际组织使得B3W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变得没有必要。拜登政府本应尝试通过这些组织来实现其目标。

显而易见

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建设可持续基础设施方面，最明显的领导者不是白宫，而是另一个近在咫尺的组织：世界银行。世行长期以来一直倡导“市场驱动”的发展方式，每年支持中低收入国家数十亿美元建设基础设施。它执行“鼓励透明和国际竞争”（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的竞标规则，而且每花1美元的国际公共援助资金就能撬动高达46美元的私营企业融资。拜登政府不应追求在某一发展中国家单就某一项工程签署双边协议，而应专注于通过上述多边机构向发展中国家输送更多的援助资金。

如果拜登政府真的想与中国展开全球发展竞赛，那美国就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不要美国客运公司而要美国大学城，不要建纽瓦克机场而要建诺特丹大学。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令全世界艳羡，这个体系培养了全球几乎所有国家的商业和政治领袖。中国正在试图复制这一模式，但美国的海外留学生数量比中国多出一倍，其中很多留学生就来自中国。

可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却忽视了向公共研究分拨预算，减少了赴美攻读的外国留学生人数。这一过程始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拜登总统在改弦易辙方面做得还不够。这是一个致命性错误，但拜登政府可以通过缩短留学生签证审批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学生签证也可以延长一年或更长时间；支持富布赖特项目，该项目向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美国人以及赴美外国学者提供奖学金和研究经费；开放向非美国人提供联邦学生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