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投资率为43%，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率可能还是偏高的。但我个人认为，判断中国投资率是否过高需要十分慎重，比如，2021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为27.1%，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房地产开发投资同制造业、基础设施投资不同，一般而言，房地产开发投资不生产资本品，不提高人均资本装备程度，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未来的人均GDP。因而，在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时，比较中国投资率高还是低时，对这些因素应该充分考虑。
“三驾马车”中的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我本来对这三类投资想分别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简单谈一下基础设施投资问题。
与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不同，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指导的，事实上也只能如此。经济不景气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时期，除提供公共产品外，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冲销房地产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可以带动制造业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还可以带动消费，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使他们能够和敢于消费；简言之，中国2023年扩大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恐怕还是需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对于基础设施的理解不能只限于“铁公基”或仅仅区分新基建和旧基建。
我想强调一下，中国并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过度问题，三年疫情已经充分暴露出中国在医疗卫生和防疫领域基础设施的严重不足。如果按人均来算，中国基础设施的缺口更是极其巨大。确实，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严重浪费现象，一系列的“白象工程”（昂贵无用，华而不实的政府工程项目），还有大搞开发区最后无人问津……对这类问题应该设置相应机制，事前杜绝，事后追责。但这些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该”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
2022年前11个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增速连续七个月回升，对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要看到这一较高累积的增速与上年同期的低基数有关。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3.8%、3.8%、0.9%和0.4%。
传统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的年增长速度大多维持在30%左右，基础设施投资速度过高固然不可取，但2018年以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下降速度之快，令人瞠目。2023年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面临着国内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基础设施投资应该而且可以对GDP实现较高增速，发挥关键作用。
基础设施投资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融资结构存在着严重问题，即缺乏现金流的、具有极高公共产品性质的低收入基础设施投资过度依赖市场化的高成本资金。对于这样一些情况应该加以解决。解决的结果不外乎是增加政府的开支，增加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等等。对这个问题，我过去写过一些文章，我和我的同事也发表过相应的观点。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