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访问中,总统的信息传达有三个听众,第一个是国内听众,第二个是中国,第三个是亚太其他国家,要把向这三个听众传达的信息平衡好很难。我认为那次访问对国内和对亚太其他国家传达的信息都做得较好,但对华传达的信息却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在那次访问之后,政府更加小心,与中方的联系更为频繁,再加上习近平副主席访问的成功与近期朝鲜半岛发生的各种情况。我相信美方希望与中方密切合作。

“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军备竞赛”

Q:在您的新书发布会上,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提出,中美关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15年后美中会成为彼此最大的问题,还是会建立具有相当建设性的关系”。您怎么看待15年后的中美关系?

A:我认为两个国家之间无法建立完全的互信,互不信任总会存在。因此,美方如何说服中国其目标不是限制中国崛起、中方如何说服美方其不打算以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改变全球格局就成了真正的挑战。

在经济层面上,中国可能在十年或二十年内成为全球头号经济体,这对美国经济利益、国际贸易、投资体系等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会不会遵守同一套法则,能不能在照顾对方利益同时继续让各自经济以这些法规为准则运行,让中方和美方都感到自己获益了?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在安全层面上,我认为美中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两国之间没有领土争端。唯一可能发生重大冲突的就是台湾问题,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两国就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从未接近过发生冲突。我不认为两国未来会因此发生冲突。如果台湾问题被军事化,出现高度紧张状态或发生冲突,那将是两国领导层重大的失误,是灾难性的全球悲剧。除了台湾问题,剩下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但这一问题和台湾问题根本就不在一个层级上。坦率地说,美中在南海会发生冲突的说法十分可笑。

因此,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军备竞赛。如果美国认为中国在军事方面有所动作,作为回应,采取某些行动,中方看到后,又相应采取行动,这就是经典的军备竞赛,一个能自我实现的预言。中美在去年5月开展了第一次战略安全对话。双方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在同一个框架内讨论最重要的安全议题,其中包括核武装现代化、外太空军事应用、导弹防御、海事安全和网络安全。这五个领域是双方认为对方最容易威胁到自己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发生军备竞赛的地方。双方在这些领域的军事项目不可能没有,但只要双方文职、军职最高层官员就此开展坦诚沟通,了解对方战略关切、调整自己战略判断,在可能的情况下,双方还能调整自身战略以照顾对方的关切,这类对话继续深入下去,将有助于防止李侃如提出的第二种可能性。

“应该避免彼此陷入安全困境”

Q:如果我理解得没错,您刚才提到的就是经典的安全困境。您在书中写道:“未来总统需要在对华政策中把握平衡,维持美国力量与警觉,又不落入经典的安全困境。”怎么做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A:我绝对相信这句话提出的观点,但光有原则并不说明问题,你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我刚才所讲提出了我们应对此抱何种心态。在美国,有一种心态是我们必须拥有绝对的压倒性优势,让中方根本不敢做任何动作;在中国,也可能存在一种心态是我们根本无法信任美方,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都必须发展军事力量,能在任何情况下打赢战争。如果双方各自按这个思路发展,而不是采取更平衡的做法来减少对方的安全顾虑以减少冲突可能性,就可能陷入安全困境。

对中方来说,我认为中方可以同所有邻国开展军事对话,试图去了解自己的哪些项目与战略对邻国造成了忧虑。如果这些忧虑有根据,可以此为依据考虑是否需要作出调整。你并不希望看到日本决定它将采取比当前更多的措施。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你采取措施加强自己的安全,结果其他方面也采取措施,结果就是各方的军事能力和对其他方的威胁都有所提升,但安全却没有增加。中方也可以增加军事透明度。

对美方来说也是相同的情况,我们必须明白提高军事能力并不总是带来更多安全。如果美国研发出更强有力的导弹防御系统,能消除中国核威慑,这也只能在短时间内有效。不可避免的是中方将会以大力发展核武装作为回应,以打破美国的导弹防御。所以我们在这类问题面前应问问自己,我们究竟实现了什么?

但同时,我们也的确面临一个困境,因为我们必须拥有足以遏制朝鲜的导弹防御系统,我们绝不会让朝鲜的核能力威胁到美国本土,但在我们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应对朝核问题的同时,这一系统也可能对中国的核威慑产生影响,尽管这不是我们的本意,但却成为了战略结果。因此美中必须开展合作,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美国本土,还会导致美国发展一些能力以制约朝鲜,并对中国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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