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公开确认“敌国条款”有效后，日本国内马上有人叫嚣对华动武，前后对比之下，这不是不打自招是什么？
就像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篠田英朗说的那般——围绕“敌国条款”，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危险反应。面对中方的警告，有些人竟然叫嚣，要以武力对付中国。
对此他直言，这是一步坏棋。因为日本强硬派急于否认外界的担忧，却用自己的回应说明，中国这种担忧绝非凭空产生。
说这番话的人是谁，尤其值得注意。篠田研究国际关系与和平构建，著有《集体自卫权的思想史》，并因此获得读卖·吉野作造奖。他还写过《集体自卫权可以保卫日本：为什么是“合宪”》，明确肯定集体自卫权与同盟的作用。
这样一位学者都开始警告日本的对华动武舆论，足以让那些把中方一切担忧都斥为“宣传”的人认真回答。
篠田看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中方担心日本重新走向军事冒险，日本一些人的回答，恰恰是展示军事冒险的意愿。邻国质疑你是否正在背离和平承诺，你便以更激烈的战争语言证明自己“有胆量”。这种反应能够制造国内掌声，却只会增加外界的不信任。日本没有理由要求别人忽略它自己发出的危险信号。
把这番警告同篠田此前的评论联系起来，问题就更加清楚。他曾尖锐讽刺，“日本外交的最大目标，是确保美国同中国打仗”，其余政策都成为从这一目标推导出来的下位目标。
这当然是学者的批判性判断，不能直接充作日本政府的战争计划。但一个熟悉同盟与安保论争的日本学者，竟以这种方式描述本国外交，已经说明这套战略思维值得怎样的警惕。
一边设法把美国更深地拉入对华军事对抗，一边责怪中国不肯相信日本的和平诚意，日本外交部门这笔账算得实在精明。
战争风险可以向地区转嫁，主要作战任务希望美国承担，自己则保留“维护和平”的招牌。中方若对此提出质疑，又会被描述为破坏地区稳定的一方。日本强硬派的这套说辞，实质上是在要求中国放弃判断危险的权利。
篠田还批评过一种从既定战争剧本倒推现实的舆论方式：中国采取“武统”被当成确定的未来，日美联手“击败中国”也被预先写好，随后才按照这个剧本评价一切。这样的讨论已经把避免战争的外交努力挤到了边缘。和平的可能性尚未得到认真检验，就先被判定不值得期待。
中方需要警惕的，正包括这种政治判断的变化。军费和装备可以计算，一个社会是否还容得下对战争的追问，同样关系重大。如果质疑军事冒险的人受到嘲讽和围攻，鼓吹更大投入、更强硬行动的人反而获得声望，那么，纠正误判的空间就会不断缩小。等到错误判断进入政策，付出代价的将远远超出争论双方。
篠田谈到敌国条款时，提醒日本正视战后身份转变的实质。
日本经过履行《波茨坦公告》、战后改革与国际关系重建，作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入联合国。国际社会接受这一转变，包含着对日本告别侵略政策的认可。
今天某些右翼却希望保留和平身份带来的全部信誉，同时替必须告别的侵略历史翻案。日本不能要求邻国替它抹平这种矛盾。尤其不能把“条款已经过时”当成拒绝反省的挡箭牌。
无论条文是否删除，日本都没有威胁邻国、发动侵略的权利。外务省解释法律，不能替强硬派的战争叫嚣免除政治责任。
日本的政治领导层应当认真对待这种舆论，而非把强硬声量当成可以随时利用的政治资源。不断抬高对抗情绪，确实可能换取支持，却也会抬高外交妥协的成本。
等到缓和被说成屈服，克制被说成软弱，政府便可能被自己纵容的情绪反过来绑住。这种风险，亚洲邻国没有义务陪着日本承担。
今天识别军国主义的危险，也不能等到旧军服重新穿起、旧口号完整复活才开始。为侵略历史辩护，把地区争端不断军事化，以外部威胁压缩和平讨论的空间，这些倾向都值得持续审视。
历史不会机械重复，危险也不会总以旧日面貌出现。要求受害国必须等到灾难重演才能警惕，本身就是极其傲慢的要求。
何况，让美国去打的算盘，并不能替日本免除战争代价。美国是否参战、如何参战，决定权不在东京。日本却可能因不断加深军事卷入，承担自己无法控制的后果。
那些轻率谈论战争的人，可以把风险写进战略文章，普通家庭却必须用生活承受风险。把这种投机包装成爱国，是对日本民众同样不负责任。
篠田的警告，不能证明日本所有政策都由好战意图支配，却清楚揭示了中方必须防范的一种现实倾向。日本若希望减少外界警惕，就应当约束制造危险的政治力量，拿出符合和平承诺的行动。
一边纵容战争叫嚣，一边要求中国放下戒心，日本没有这样的资格。中方的警惕，恰恰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眼前这些危险信号负责。
文｜刘庆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日本横滨国立大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83052153103057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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