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4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5月31日发表题为《美国资本主义正处于十字路口：美国当前面临的三个问题》的文章，作者是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院长马修·斯劳特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财政与货币政策中心主任戴维·韦塞尔。文章摘编如下：
数代以来，美国的资本主义带来技术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巨额财富。然而，今天的资本主义却饱受质疑，人们普遍对机构、专家建议和精英阶层失去信任；政治极度两极分化；在企业与政府之间如何取得恰当平衡这一问题上，社会也几乎未能达成共识。
美国资本主义正处于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美国资本主义面临三个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将塑造未来几代人的命运。
经济蛋糕分配不均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的经济蛋糕增长缓慢。扣除通胀因素后，美国普通家庭的年收入增长率每年不足1%。到2025年，全职男性工薪族的周薪中位数为1325美元：扣除通胀因素后，这与1979年同行劳动者的收入大致持平。
与此同时，人才得到的经济回报急剧增长，这也是美国经济蛋糕分配得愈发不均的原因之一。在过去50年里，大学毕业生相比高中毕业生的薪资溢价从30%扩大到55%。最富有的1%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份额，也从1989年的22.8%上升到2024年的30.8%。
这一切意味着太多人失去发展的机遇。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重塑人们对“美国梦”日益消退的信心？
一种思路是：承认当今市场充满活力且势不可当，然后通过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让更多人共享经济繁荣。
但还有另一种选择：通过实施新的政策提振生产率增速并为后代创造更多机遇。
若要踏上这条道路，国家必须加大投入，不仅要增加对基础知识创造的投资，更要增加对国民技能培养的投入——其范围应贯穿人生的各个阶段：从幼儿教育、学徒培训、高等教育，直至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再培训。
研发投入带来的经济效益远超具体项目本身。因此，当美国政府加大研发投资，就能有效提高生产率并拉动经济增长。然而，美国联邦研发支出在1963年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8%，到2023年却已滑落至0.6%。
高墙阻碍参与世界
我们正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针对美国在过去80年间策划并主导的开放式全球经济秩序，一股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浪潮正汹涌而至。现任政府试图用关税、移民限制以及其他阻碍全球化的高墙取而代之，这种做法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前所未见。
美国人真的想筑起更多高墙吗？如果唯一的选择只有放任自流的全球化或更多高墙，许多美国人会选择高墙。但研究表明，美国人真正渴望的是更多地参与世界，以及更多地投资于自身的劳动力市场技能，从而在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中拥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此外，长期以来的研究都证实，那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企业往往更能创造出许多美国人梦寐以求的高薪优质工作。
在筑墙还是架桥的十字路口，美国最终选择哪条道路将取决于领导力。如今，美国已经失去一个共同的叙事，不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应该、又为什么能够领导一个基于规则的开放全球经济。相反，在民主、共和两党内部，本土主义情绪都异常高涨。只有对融入全球提出全新的阐述，才能引领美国远离高墙而走向桥梁。
监管竞争如何平衡
如果经济完全由政府僵化地管控，就会失去韧性，无法为民众带来繁荣；如果市场放任自流、毫无约束，经济就会陷入动荡，同样无法为民众带来繁荣。美国经济从未走向任何一个极端；几十年来，钟摆一直在监管与竞争之间来回摆动。当下的挑战在于如何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并让公众确信，政府是在为公共利益明智而行，不是在偏袒特定的裙带关系。
在美国，风险资本倾力资助那些聪慧过人的创造性人才，由此释放出的惊人能量令全世界羡慕不已。全球足足有三分之二的风险投资都流向美国企业。然而，监管不力的市场可能会颠覆整个经济体系，2007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就证明这一点。
那么，究竟哪些原则能帮助我们在“政府管太多”与“管太少”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点呢？
首先，纠正市场失灵；其次，促进市场竞争；第三，通过监管确保安全与增长；第四，杜绝裙带资本主义。
归根结底，阻碍美国走向更加繁荣与和谐的关键瓶颈绝不仅仅在于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而是在于能否涌现出这样的领导者——他们能够阐明一个足够有感召力、切合实际且富有凝聚力的远景。美国有过这样远见卓识的领袖，比如推行“新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倡导“中间道路”的艾森豪威尔。如今，正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历史的舞台已搭建就绪，静待他们的继任者登场。（编译/赵菲菲）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4738526871003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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