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伊朗建交55周年之际，伊朗议会议长，同时也是中国事务特别代表的加利巴夫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句：中伊战略关系必须从纸面协议转向实际合作，并且取得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成果”。
一份写在纸上的25年框架，为什么推不动？对此伊朗是挺着急，但话里话外让中国积极主动，可就不太厚道了。
2021年两国签署文件的时候，外界相传是“4000亿美元”，当时伊朗官员的表述也是这个量级。
但中国从来没有确认过具体数字，这份文件在法律上也不是一份有强制力的投资合同，而是划定了能源、基建、电信这些大方向，每一个具体项目仍然需要单独立项、谈判。
框架虽然有了，但里面的内容还需要填充。
中国从2007年算起，对伊朗的累计投资总额不到50亿美元，有评估认为，中国的实际商业投资不到承诺金额的百分之一。
伊朗对此解释，往往归咎为美国的制裁。这确实是一道硬墙，伊朗被排除在SWIFT之外，任何涉及美元的交易都会触发次级制裁，伊朗几乎没有正常的融资通道。
但制裁解释不了一件事，同样面对制裁压力，中国和伊朗之间的原油贸易可以通过人民币结算、易货、灰色通道运转起来，而基础设施投资却不行？
区别不在于制裁的有无，而在于原油贸易的链条短、参与方少，以及革命卫队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越灰色反而越能运转；基建投资则需要透明的项目流程、资金审计。
这些东西恰巧都撞上了伊朗经济结构中一块最难撬动的部分，那就是【革命卫队】。
随着这些年中东局势的紧张，革命卫队对伊朗经济的控制，在过去十几年里反而扩张了，大量名义上属于政府或“准国有”实体的企业，实际控制权落在革命卫队手中。这个涉及伊朗经济方方面面的复合体怪兽，说它是“国中之国”也不算特别夸张。
这些企业的所有权结构，模糊到连交易对手是谁都很难确认，但一份大型投资协议，需要招标、审计，利润也要入账，合作方要穿透识别。
但革命卫队相当一部分收益的来源见不得光，任何企业一旦进入伊朗的基建和工业领域，触动的不只是官僚效率问题，还有一整套游离在政府、税收与法律之外、完全封闭的利益分配格局。
在深化对华合作这件事上，革命卫队之所以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是因为融入中国产业链，就暴露出其旗下大量产业将暴露为落后产能，同时也需要培养能够对接外部产业链的人，这会削弱其内部封闭性。
一个在制裁环境下靠控制稀缺资源和灰色通道获利的军事-经济复合体，天然不欢迎透明化的大规模外来投资。
伊朗不是没有合作意愿，而是它的权力结构内部有一个强大的行为体，从自身存续的角度出发，不愿意让合作“落到实处”。
这就解释了加利巴夫文章中一个细节，他提出的四个合作轴线里，前三个都不是经济问题。
第一是希望中国在结束战争和“不战不和的长期状态”中发挥作用，第二是参与西亚新的地区安全架构，第三是推动国际体系向多极化转型，第四个才是经济、技术和长期投资合作。
德黑兰把安全与秩序诉求放在经济前面，说明它自己也清楚，没有基本安全环境和内部决策一致性的情况下，单纯催促投资落地是催不动的。
伊朗当前承受的“不战不和”状态，在经济上的表现是通胀高企、贸易萎缩、能源出口受限，在政治上的表现则是各权力中心在对华合作上各说各话。
改革派倾向于把对华合作当作突破制裁的替代通道，保守派在口头上不反对“向东看”，但革命卫队的经济利益又构成事实上的否决点。
一个连内部审批都反复搁置、签约后又被驳回的合作环境，任何外部投资者都会谨慎。
中方的态度之所以显得“淡然”，也不是因为轻视伊朗。
中国是伊朗原油的最大买家，同时也是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的主要贸易伙伴。
2023年推动沙伊复交后，中国在中东积累的外交资产是“能同时和两边说话”的位置，而不是“选边”的位置。中国若是为了伊朗的需求，把与整个海湾国家的关系押上去，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分布。
中国对伊朗的投资，从来不是援助，而是在商言商的互惠合作。大型能源和基建项目最怕的就是政策反复和合同失效，而伊朗过去几年的履约记录并不好看。中国的大门是开着，但门槛也没有撤，伊朗应该先把经济秩序稳定下来，把风险控制住，才能吸引投资者。
伊朗面临的真正困境，从来不是“中国愿不愿意帮忙”的问题。中国买走伊朗八到九成的海运原油，这已经是制裁环境下，伊朗能获得的最大经济支撑，中国不欠伊朗的。
伊朗需要让合作从“石油换结算”的狭窄通道，扩展到基建和产业层面，而这条通道的瓶颈是伊朗自己，不是对中国喊几句话就能解决的。
加利巴夫说合作应以“运营项目和实际附加价值”来评估，这句话的对象，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伊朗自己的决策体系。中伊之间从来不缺协议，缺的是一个能让纸面东西落地的伊朗市场。
文｜思明州 媒体人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70840175994062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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