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市场上，一公斤多晶硅的价格大约是5美元。但是2026年8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它进入美国市场时至少应当卖21美元。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8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总统公告，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
受影响的不仅是多晶硅，而是整个光伏产业链：晶锭和硅片被设定为每公斤100美元，太阳能电池片为每瓦22美分，组件为每瓦38美分。从12月4日起，低于这些价格进入美国的产品，将被征收相当于价差的关税。
这是美国十余年光伏贸易政策的一次重要转向。过去，华盛顿主要盯着一块太阳能板从哪里来，其结果是海外企业确实在美国投资了不少组件产能，但上游产业链仍然掌握在中国手中。
于是，特朗普现在开始追问每一块电池板里的硅从哪里来，试图把整个光伏产业链一起搬回来。
这项新政出台的动机，不仅仅是对过去光伏政策的修正。更关键的背景在于，AI正在对电力供应提出巨大挑战。而光伏虽然未必是完美的能源，却是人类当下能够以最快速度进行建设并投入使用的发电方式。
美国的光伏大败局，扼住的可能是整个AI时代美国国运的咽喉。而从长期关税大棒的效果来看，特朗普这次想要力挽狂澜，也绝非易事。
多晶硅：从光伏食粮，到国家命脉
过去几年，美国科技产业讨论人工智能时，最常出现的词是芯片、算力和模型。但随着AI基础设施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一个更古老的问题正在重新成为约束：电从哪里来。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Global Energy Review 2026》显示，美国数据中心目前已经占全国用电量的4%—5%，预计2030年将升至9%—17%；其估算2024年数据中心用电已经达到177—192TWh。而美国新增电力需求中，更是有大约一半来自数据中心。
对美国而言，AI竞赛已经越来越像一场电力供给竞赛。
核电当然是大型数据中心最理想的电源之一：稳定、低碳，而且可以全天候运行。但核电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发电，而是能不能足够快地增加发电量。美国最近建成的两台大型核电机组——佐治亚州Vogtle 3号和4号——2009年开始建设，分别直到2023年和2024年才投入商业运行；项目原计划耗资140亿美元，最终估算超过300亿美元。到Vogtle 4号投产时，美国已经没有其他大型核反应堆处于施工状态。
光伏的价值恰恰在这里。它无法像核电一样全天候提供稳定电力，必须与储能、电网和其他可调度电源配合，但它拥有AI时代极为稀缺的一项优势：速度。
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2026年全美计划新增创纪录的86吉瓦公用事业级发电能力，其中太阳能占51%，达到43.4吉瓦，电池储能再占28%。在大型核电项目以十年计的建设周期面前，一座光伏电站可以用远短得多的时间完成开发和建设。国际能源署也认为，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满足新增数据中心用电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原因之一正是其建设周期较短。
这使光伏在美国能源政策中的意义发生了微妙变化。十年前，美国保护太阳能制造业时，争论的中心还是就业、贸易逆差和中国补贴；今天，它已经成了保障国家AI发展的战略级产业。
除了能源视角之外，多晶硅实际上位于两条现代工业链的起点。
太阳能级多晶硅经过拉晶、切片和电池制造，最终成为光伏组件；纯度更高的电子级多晶硅，则被加工成半导体硅片，用于制造处理器、存储器、功率器件以及国防电子系统。
美国政府在公告中把这两类用途直接联系起来：全球电子级多晶硅只占多晶硅总产量的约2.4%，市场规模太小，难以独立支撑大型化工装置的固定成本。多晶硅企业必须依靠规模庞大的太阳能级业务维持产量、人员和设备，才能保留电子级材料的生产能力。
因此，多晶硅产业也构成了半导体安全的关键支点。
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多晶硅产业在中国冲击下经历着一场大败退。白宫称，美国占全球多晶硅产能的比例从2005年的约50%降至2024年的不足2%；同期，美国在全球半导体晶圆制造能力中的份额也从1990年的37%降至2024年的10%。在光伏领域，美国更是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晶锭、硅片和电池片。
因此，这次公告不是简单地想让Hemlock和Wacker等美国多晶硅工厂卖出更多产品。它要创造的是一个纵向闭环：美国多晶硅必须在美国找到拉晶和切片企业，美国硅片必须找到本土电池片客户，本土电池片再进入美国组件工厂。
过去的美国光伏政策缺少的恰恰是这个闭环。
美国筑墙，中国企业搬厂
美国的光伏贸易战并非始于特朗普。
2012年，美国就开始对中国晶硅电池片和组件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第一道关税墙建立之后，企业很快发现，产品的法律原产地与公司的国籍并不是同一回事。只要把关键生产工序转移到第三国，或者改变电池片与组件的加工地点，一家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未必仍被海关认定为中国原产。
于是工厂开始移动。
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柬埔寨逐渐成为美国太阳能产品的主要供应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2020年的监测报告中指出，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越南的产品已取代中国直接进口，构成美国光伏进口的主体。
2018年，特朗普政府将墙修得更长。第201条保障措施不再只针对中国，而是对大多数国家进口的晶硅组件征收最初30%的额外关税，随后逐年下降；未组装电池片则享有每年2.5吉瓦的免税配额。2022年，拜登政府将措施延长四年，并把电池片免税配额提高至5吉瓦。
这个制度看起来同时保护电池片和组件，实际却为企业留下了一条清晰的合规路径：在亚洲制造电池片，利用免税配额把它们运到美国，再在美国完成层压、装框、安装接线盒和测试。
关税由此创造的不是完整产业链，而是一种“进口电池片、美国装配”的商业模式。
当东南亚供应规模继续扩大，华盛顿再次查缺补漏。2023年，美国商务部完成反规避调查，认定BYD香港、New East Solar、Canadian Solar在泰国的业务、Trina Solar在泰国的业务以及Vina Solar所进行的第三国加工不足以改变中国产品属性；Hanwha Qcells在马来西亚、Jinko Solar在马来西亚以及Boviet在越南的生产则未被认定构成规避。
到了2025年，美国不再满足于追查中国产品是否“绕道”东南亚，而是直接对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生产的电池片及组件建立新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USITC认定相关进口对美国行业造成实质损害或损害威胁。
十余年的政策路径因此呈现出一种近乎机械的循环：美国对中国征税，企业把生产移到东南亚；美国调查东南亚，企业把组件装配移到美国；美国开始审查工厂的中国所有权、技术来源和供应合同，企业又出售股权、改变债务和知识产权结构。
关税改变了贸易路线，却无法冻结资本通路。
美国得到了一批组件工厂
2018年的关税并非毫无效果。
它确实提高了直接进口组件的成本，使韩华、晶科、Silfab、Heliene等企业在美国建设或扩建组件工厂。USITC也认为，美国组件行业在产能、投资和产量方面出现了“积极调整”。
当绕道东南亚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企业确实开始直接进入美国投资建厂了。
晶科在佛罗里达州建设了组件厂，天合光能在得州建设约5吉瓦组件产能，其他中国背景企业也在美国南部投资。对企业来说，这是一种经典的“关税跳跃型投资”：与其支付进口成品组件的高额关税，不如进口电池片或设备，在美国完成最终制造。
但随着美国政策从产品原产地进一步延伸到企业所有权、外国实体资格和“有效控制”，仅仅把工厂建在美国也不再足够。中国企业开始进行第三次迁移——这一次移动的不是生产线，而是股权。
2024年，天合光能将得州Wilmer工厂出售给当时的FREYR、后来的T1 Energy。天合获得1亿美元现金、1.5亿美元票据和最高19.08%的买方股权。交易之后，天合仍通过运营支持、销售代理、品牌和知识产权许可等协议与工厂保持联系。T1的监管文件显示，相关销售佣金、品牌和知识产权费用一度设置了每年合计不超过2亿美元的上限；另有8000万美元可转债，年利率为7%。
在美国进一步收紧外国实体规则后，T1又取消天合的董事提名权，重组债务关系，并把相关知识产权许可转移给一家新加坡实体，以降低税收抵免资格受到影响的风险。
2026年，晶科采取了相似但更简洁的结构。它以约1.915亿美元出售美国制造业务75.1%的股权，同时保留24.9%。工厂不再纳入晶科合并报表，但晶科仍然可以分享少数股权收益，并继续在美国销售光伏产品。
这些交易确实让美国获得了一批工厂，创造了美国就业、缴纳美国税收。但如果设备、工艺、供应商网络和工程经验仍然来自亚洲，那么美国是否实际掌握了生产技术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些工厂高度集中在产业链最后一道组装工序。
USITC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2年，美国晶硅组件装配能力从约4.2吉瓦增至4.5吉瓦，产量从2.2吉瓦增至约2.5吉瓦；产能利用率则仅从53.2%提高到55.6%。与此同时，松下在2020年关闭相关业务后，美国没有企业报告继续生产晶硅电池片。
换句话说，美国仍然没有掌握光伏电池生产的核心环节。
2022年，美国组件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中，进口电池片占56.8%，是最大的单项成本。美国工厂负责把这些海外电池片封装成组件，却没有因此掌握电池片前面的硅片、晶锭和多晶硅需求链。
市场份额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2022年，美国生产商只供应了本国晶硅组件表观消费量的12.8%，进口产品占87.2%；2023年上半年，美国生产商份额降至8.1%，进口份额升至91.9%。
这些数字勾勒出过去关税政策最准确的画像：它没有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太阳能制造业，而是建立了一批位于美国境内、依赖海外核心投入品的组件装配厂。
把墙修到上游，但成本仍是问题
这正是如今这份总统公告想要解决的问题。
华盛顿似乎已经承认，过去只保护电池片和组件的办法过于狭窄。只要进口电池片仍然便宜，企业就会把最简单的组件装配搬到美国，而把资本密集、技术复杂的环节留在亚洲。于是，这一次美国不再只在产业链末端征税，而是为多晶硅、晶锭、硅片、电池片和组件分别设置价格底线。
从工业政策角度看，这是一种进步。它至少准确识别了过去政策的漏洞：美国不可能依靠组件工厂维持多晶硅产业，也不可能依靠多晶硅工厂建立光伏供应链，中间的晶锭、硅片和电池片必须同时存在。
新制度也并非只有惩罚。它允许商务部与承诺在美国投资的企业达成个别安排，使企业在上游工厂建设期间免税进口一定数量的设备和产品；优惠额度还可能取决于企业是否使用美国多晶硅。
这是一种“关税换投资”的设计：进口企业可以暂时获得通道，但必须承诺最终成为美国制造商。
理想状态下，美国希望能够复制此前组件环节的效果，让更多的多晶硅和电池片产能直接搬到美国。
但是与组件不同的是，上游环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工厂产权的“马甲”，而在于成本端。
光伏是为了发电，但光伏产业链同时也是个耗电大户。国际能源署对全球光伏供应链的成本拆解显示，电力占多晶硅生产成本的40%以上，在硅片环节也接近20%；整个光伏制造过程所消耗的能源中，大约80%以电力形式投入，而其中的大头恰恰集中于多晶硅提纯、拉晶和硅片制造这些需要持续高温的上游环节。
这也解释了中国晶硅工业的地理版图。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整理的2025年供应链报告，新疆、内蒙古、四川和青海四个西部能源大省合计贡献了中国85%以上的多晶硅产量。国际能源署此前估算，中国主要多晶硅产区的平均工业电价约为75美元/MWh，比全球工业平均电价低约30%。
美国并非没有廉价电力。2025年美国工业用户平均电价约为86.2美元/MWh，一些南部和中西部州甚至可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美国建设多晶硅工厂不存在天然的能源障碍。真正的问题是，它能否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里，为一批高度耗电、利润率却远低于AI数据中心的工业设施持续提供便宜、稳定而充足的电力。
而美国恰恰正在进入一个电力重新变得稀缺的时代。AI数据中心、半导体工厂和制造业回流正在同时推高负荷，美国能源部2026年的《国家输电需求研究》已经把数据中心和大型工业负荷列为扩建输电系统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美国超过70%的输电线路和大型变压器已经运行超过25年，大型电力变压器的平均年龄接近40年。对于一座需要全天连续运行的多晶硅工厂而言，决定竞争力的不只是平均电价，而是能否长期锁定低价、可靠的大规模工业电力。
这里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产业竞争：多晶硅工厂和AI数据中心实际上在争夺同一种资源——可以快速接入电网、持续稳定供应的大规模电力。区别是，AI计算的单位增加值远高于多晶硅。
因此，美国本土的光伏产业不仅要跟海外竞争，还要跟本国的AI产业争抢电力。而对于那些私营的AI企业来说，如果海外电力成本更低，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数据中心搬到海外呢？
制造业回流，靠的也未必是关税
实际上，美国国内对于关税保护主义，还有另一个层面的讨论。
评价关税是否有效，取决于人们所说的“美国光伏产业”究竟指什么。
如果它只指几家组件制造商，关税显然提供了支撑。进口价格上升，国内工厂获得更大的定价空间，一批新的装配线进入美国。
如果“光伏产业”还包括开发商、安装商、电工、工程公司、电站投资人和电力消费者，结论就完全不同。
Bryan Bollinger、Todd Gerarden等人建立的结构模型分析了2010年至2020年的美国太阳能关税。研究发现，企业通过转移生产地点大幅削弱了关税的制造业回流效果；关税提高美国组件价格、压低安装需求，从而使下游就业损失超过制造就业收益。
按照论文估算，关税在十年间增加约8.98万个制造业“工作年”，却减少约46万个安装“工作年”，净减少约37万个工作年。模型估计消费者剩余减少约74亿美元；如果计入因光伏装机减少而损失的空气污染和碳减排收益，美国国内福利损失约566亿美元。
这些数字不是对实际裁员人数的直接清点，而是建立在需求弹性、生产成本、企业选址和环境价值等假设上的反事实估算。论文作者也承认，模型没有充分捕捉学习效应、供应安全以及幼稚产业长期成长等动态收益。
但其揭示的机制很难回避：组件制造高度自动化，制造岗位取决于美国生产了多少组件；安装业则分布在全国各地，岗位取决于美国总共安装了多少组件。当关税提高所有项目的设备成本时，它保护的是一小段资本密集型产业，却可能压缩一大片劳动密集型产业。
也有观点认为，真正改变美国光伏工厂投资回报率的，是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带来的生产税收抵免、国内含量奖励和政府融资，而不是关税本身。
2025年，美国组件名义产能从上一年末的42.5吉瓦升至65.5吉瓦，增长超过50%；同年，美国新增光伏装机为43.2吉瓦。产能扩张发生在IRA制造激励实施之后，而美国能源部也明确指出，硅片和电池片设施比组件厂更难设计、审批、建设和爬坡。
关税提供了价格保护；补贴提供了现金流。前者让海外组件变贵，后者才使美国工厂的财务模型变得可行。
这一区别十分重要。它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复苏不能被简单描述为保护主义的胜利。更接近现实的说法是：关税、生产补贴、国内含量规则、低息融资和政府采购共同创造了一个受到高度管理的市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对中国电池片和组件采取贸易措施的同一轮摩擦中，中国也对美国太阳能级多晶硅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美国多晶硅企业由此更难进入当时增长最快的中国光伏市场。美国多晶硅产业后来的衰退当然不能只归因于中国关税——全球成本差距、能源价格、产业规模和中国国内扩产同样重要——但贸易报复加速了美国上游与全球最大客户之间的脱节。
历史由此形成一个闭环：美国最初用关税保护组件企业，贸易摩擦却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原本更有竞争力的多晶硅企业；十多年后，美国又必须用更强的关税保护多晶硅。
过去十二年，美国光伏关税移动了许多东西。
它把工厂从中国移到东南亚，又从东南亚移到美国；它把中国企业的全资子公司变成由美国资本控股、亚洲企业持有少数股权的公司；它把技术许可、品牌、债权和股权拆散，重新分布在不同司法辖区。
但它尚未证明，自己能够移动产业最难移动的部分：成本优势、工程能力、设备生态和持续创新。
关税能够决定一块太阳能板从哪里进入美国，却不能独自决定一个产业最终在哪里扎根。
原文：toutiao.com/article/767121268173027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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